南京博物院館藏名畫現身拍賣行引發輿論熱議，也讓文物價值與文物守護的議題再度成為焦點。此時重讀故宮前院長鄭欣淼所著《國家記憶：故宮文物南遷史》，恰是理解這一議題的重要參照。回望那段文物大量流失的歲月，故宮文物在輾轉遷徙中卻幾乎毫髮無損，那是因為有一批先輩們將文明存續看得重於生命。那段過往留下的精神答案，正是對當下文物守護之議的最好作答。
*文章節選自《國家記憶：故宮文物南遷史》（鄭欣淼 著 三聯書店 2025-10）
故宮午門懸掛「故宮博物院」匾額，攝於1948 年。故宮檔案館藏
南京朝天宮庫房
朝天宮保存庫的建設與南京分院的成立，使故宮南遷文物有了一個可以長期存放並發揮作用的固定場所。這也是故宮博物院發展中的一件大事。
1. 擇地之議
故宮文物是在爭論聲中存入上海租界，原是迫於形勢的權宜之計。存到這兒後怎麼辦？則成了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為了避敵而又託庇於租界，自為國人所詬病，且租金不菲，也勢難繼續，特別是上海環境不適於一些文物的保存，正如理事顧頡剛所言：「上海賃屋過於湫隘，天氣又復潮濕，永遠悶閉板箱中，容易霉爛生蟲，尤以書籍書畫檔案為可慮，深恐四五百年保存於北平而不壞者，遂於一二年中澌滅於上海，是則我輩對於民族文化實負無上之罪戾矣。」
鑒於華北局勢日益惡化，這些珍品不可能短期內回到故宮，那就必須為其在南方找尋一個安身立命之所。根據多方意見，建立故宮博物院分院已成共識。
其實，在故宮文物開始南遷時，就有設立分院之議；文物存滬後，此說也是不斷。但這個分院並非為了轉存五批南遷文物，而是另從故宮提取文物進行展陳之用。當時多傾向於在南京、上海、西安三處設分院。1933年7月29日，剛剛走馬上任的故宮博物院秘書長徐森玉2，就與院高級職員商議過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分院陳列之古物，以故宮博物院重複物品，經專家審查認為可以分地陳列者為限，但須公布詳細目錄，經審查後，方能搬運。他們也感到，成立西安分院極為困難，政府既無巨款撥為建築費，而西安行政機關及學術界籌款建築，更非易事。至於上海、南京分院之院舍問題，亦不易解決。
1933年7月15日的故宮第一屆理事會議，原則通過於南京擇地創設分院。根據會議記錄，還附「進行辦法草案」，決議「進行
辦法待下次會議討論」。可惜「進行辦法草案」沒有保存下來，但8月21日《申報》所載故宮代院長馬衡的談話，大致可見這次會議的討論情況：「故宮各理事前以博物院有增設分院之必要，曾於理事會提出討論。當時決議，保留下次理事會複議，至設置地點，南京首都所在，中外咸集，似宜設立，其餘各地，尚未決定。」
馬衡像
在這個討論過程中，設立分院就和轉儲存滬文物結合了起來，並成為當務之急。
1934年3月行政院改組故宮理事會，4月4日由汪精衛主持的故宮第二屆理事會首次會議，存滬文物移藏就成了首要議題。分院是個大機構。分院的核心是文物庫房即保存庫。因此建立保存庫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理事史量才等提出「設保存庫於上海案」。理事顧頡剛未與會，函陳意見，認為文物「必須易地。南京如有空屋，固最適宜。否則蘇州盛懷宣遺產留園及其家祠業已入官，房屋不下三四百間，家祠中殿宇尤為齊整，移庋於此，亦為適當」；他又建議，「請在京滬蘇杭設立分院，公開展覽」。理事會最後的決定是：在南京先行建築保存庫，為博物院之一部分，其預算由常務理事詳細擬定，呈行政院核定；另將存滬的文獻館物件儘先移京。
1934年5月8日的理事會，仍然「議准史理事量才等提請設保存庫於上海一案」，但決議「在南京先行建築保存庫，為博物院之一部分」「建築南京保存庫，應於臨時費項下增加二十萬元」。什麼時候在上海建保存庫，沒有說。「其預算由常務理事詳細擬定，呈行政院核定之。」
但這時，似乎還不能說地點問題徹底解決了。6月8日，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對外談到此事，說故宮「鑒於古物存儲上海，月需開支達二萬元，故均主張在南京陵園內，建造博物院。……又因博物院建造經費浩大，擬先建博物保存庫，然後再行擴充，但悉上海方面，如史量才等，均主張在滬建古物保存庫，以節省開支，現尚在商酌中」。
1934年6月馬衡提出《整理故宮計劃》，其中「南遷文物之根本解決辦法」，就是移往合適的地方。他說，現既議定南京建築庫房，似以早日運至南京為宜。「此案既經本院理事會陳明行政院決議通過，仰見維持本院及保存文物之盛心，曷勝欽佩。惟望平日飭部，按照預算撥給款項，以便剋期興工，早日竣事，俾得儲藏。」
保存庫地址終於確定了。1934年12月的理事會，通過常務理事、教育部長王世傑所提於南京朝天宮建造保存庫的建議，並經呈報行政院核准。
1935年4月22日的理事會，又公推當時的內政部長、教育部長與羅家倫、李濟四位理事及馬衡院長組成「保存庫建築工程委員會」，推動設立南京分院，進行搬遷住戶、工程設計、工程招標等工作。
1936年保存庫開工，建成，並存貯由上海運來的文物。
可見，在南京設立故宮分院並建設保存庫，這個決策是故宮理事會做出的。從1933年7月至1937年6月的理事會會議，幾乎每次都有這個議題，一系列決策又是不斷深入、逐步推進的。
2.「 故宮物品務請設法遷移首都」
故宮理事會最後決定南遷文物存放南京，但應注意，這也是蔣介石所堅持的，或者可以說理事會遵循了蔣的意旨。
1933 年1 月31
日宋子文致電蔣介石，云：「故宮物及古物陳列所南遷，北平反對者甚烈，為避免複雜起見，弟擬悉數運滬中央銀行庫存，加行政院封條，否則各方定有借口，兄意如何？」蔣介石批示：「古物事，中實不主張遷滬，最好運儲南京，人無反對之理。」
前面已說過，故宮首批南遷文物1933 年2 月滯留南京，易培基致電蔣介石，請求維持存放上海的決定，蔣於12
日的複電中說：「故宮古物，中意應即留京。」
故宮博物院的管理機構是故宮理事會。存滬文物轉存何處，要通過理事會決定。但理事是由行政院任命的。值得注意的是，1934 年2
月蔣介石致電行政院長汪精衛，云：「故宮物品務請設法遷移首都。其陳列貯藏所之建築經費應可由各種庚款文化基金中撥用。先以美法英俄庚款中由政府指定分攤數目，再與其關係者接洽，並請林主席負責設計。何如？乞核。」
蔣要求「故宮物品務請設法遷移首都」，且有建築經費的具體解決辦法，還提出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負責設計。他想得十分周到。蔣介石1931
年底辭國民政府主席，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林森則接任國民政府主席。
蔣介石致汪精衛電文。台北「國史館」檔案
蔣介石為什麼要堅持故宮文物存儲於首都南京？如果把這件事與當時蔣介石對於首都建設規劃的中央政治區的地址變化聯繫起來看，對於其意圖或許會有更深入的了解。
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即著手謀劃首都未來的發展。1928年北伐成功，國民黨宣告中國統一。作為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和最高權威的象徵，這時首都南京的建設擺在了極為重要的位置。南京被定為特別市，成立了首都建設委員會，下設「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以推動首都規劃建設。1929年底，由考試院副院長、鐵道部部長孫科主導，經「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歷時一年編製，《首都計劃》正式出台。
《首都計劃》是民國時期編製的最完整的一部城市規劃。它將南京規劃為中央政治區、市行政區、工業區、商業區、文教區和住宅區。
按照規劃，中央政治區地點定在中山陵下的紫金山南麓，理由是：「其地處于山谷之間，在二陵（中山陵與明孝陵）之南，北峻而南廣，有順序開展之觀，形勝天然，具神聖尊嚴之象，若就上舉各端考察，均甚妥適，中央政治區域之選擇，蓋無逾此。」其優點為面積永遠足用，位置最為適宜，布置經營易臻佳勝，軍事防守最便，以及於國民思想上則有除舊更新之影響。「查世界新建國都，多在城外荒郊之……一方固可規劃裕如，一方亦有鼎新革故之意。」
就在《首都計劃》呈交蔣介石任主席的南京國民政府首都建設委員會的第18天，即1930年1月18日，國民政府突然發下訓令第18號，下令將原定在紫金山南麓的中央政治區改設在明故宮地區。而訓令只是寫於一張「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用箋」的便箋。便箋上只有20個字「行政區域決定在明故宮全城路線應即公布為要」，署名與日期為「蔣中正 一月十七日」
。
蔣介石訓令。台北「國史館」檔案
《首都計劃》不贊同把中央政治區規劃在明故宮區域，認為其所具有的諸優點並非獨有，在建築方面也難臻佳勝，且此兩點都不如紫金山南麓，明故宮計劃為商業區域最為合適。明確提出將明故宮地區作為商業區的首選。明故宮地區的優點在於其地位置適中，地多空曠，易於規劃，因此將是商業區及建築旅館、戲院、百貨店等最適宜的地方。火車客運總站擬建於明故宮以北，而總站之南又是商業區的最佳地段。此外，其地面積廣大，也是作為繁盛市場的最佳選擇。加之該地區地價很低，大半還屬於官有，因此成為商業區後，地價必然陡增，政府收入隨之亦會有很大的增加。
蔣介石為什麼要堅持將中央政治區改設在明故宮地區？顯然不是心血來潮，而是經過認真考慮的。
早在1928年9月，蔣介石的親信，時任南京市長的劉紀文就向市政會議提交了「規劃首都行政區」案。該案明確提出中央政蔣介石訓令。台北「國史館」檔案治區應建在明故宮，其理由是中國與外國「國情不同」，無法盲目效法西方。首都建設若想要「度宏規而大起，取於近世文明之物質，宜莫友邦若」；「而表見國情，使世知我為文明古國，則吾往昔之經制，固有其可取者在」。他認為，明故宮不但極為壯美，同時其舊址所遺留的「宮室之制」，恰好是南京效法的對象：
明都金陵，湮燕雀湖以為宮室，經始於洪武二年，而告成於六年。中經四年，工費巨大……雖秦漢阿房建章異，其制之隆，亦足以為中國近古之冠。成祖徙都北平，輦宮殿大木以去，更數百年，故宮之遺址、孝陵之堅密，從足以動建築家之賞嘆，而發思故之幽情也。今言建築、則宮室之制，取於國故，亦足以為法。若必專言白宮，侈談友邦之美，不知彼友邦之士，何以獨重視吾古昔之建築。
根據劉紀文的計劃，中央黨部安排在明故宮裡的位置大約處於原皇宮的中心位置，國民政府則位於其前方，行政院在古代皇帝召集群臣議事的位置。劉的提案經市政會議議決通過半個月後，《南京特別市市政公報》又載，劉紀文曾呈請中央某「要人」，確定以明故宮為中央政治區，並獲得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建築經費支持。其中所說中央「要人」極有可能就是蔣介石。人們認為，1928年蔣介石和劉紀文就將中央政治區地點設在明故宮達成了默契。後來由於財力和戰爭的原因，該計劃沒有全部實現，只是在南京明故宮遺址範圍內修建了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現為南京軍區檔案館）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現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蔣介石對故宮、故宮博物院及故宮文物，有著特殊的認識。
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接管故宮博物院後，繼續實行理事會制度。10月8日，國民政府任命27人為故宮理事會理事。新組成的國民政府的重要成員全部成為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故宮理事會儼然成了國民黨「朝堂」的翻版。這說明，故宮在皇權時代的「正統」地位與故宮博物院的巨大影響，對於蔣介石本人威望的樹立與南京政權「法統」地位的強化，有著特殊的裨助作用；作為故宮博物院最高領導機構、決策中心的理事會便成為新的當權者表現新氣象的依託，自然有著重要的象徵或宣示意義。
南京明故宮是北京故宮的藍本。在蔣介石看來，南京明故宮雖僅剩斷牆殘垣，金陵王氣猶在，仍與北京故宮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因此，中央政治區位置選擇在明故宮，從更深層次看，體現的是關乎法統的一種執念。「明故宮」也被賦予一種體現政權合法性的意義。南遷文物——這些無數皇家珍寶存放於首都南京，自然理所當然。因此，蔣介石的「務請」就不是個簡單的存放地的選擇，而是個重大的政治原則。
3. 得其所哉
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庫地址定於南京水西門的朝天宮。
朝天宮在一土山之上，地基高廣。按《江寧府志》，其即古之冶城，春秋末年吳王夫差的冶鑄之所，後為著名道觀。五代吳國楊行密在此修建紫極宮，宋代改為天慶觀，元代改稱玄妙觀，又升為永壽宮，明洪武十七年（1384）重建，改名朝天宮。殿後有萬歲亭，凡大朝賀，百官習儀於此。清同治四年（1865），署理兩江總督的李鴻章於此改建江寧府學，當時僅成欞星門、戟門、大成殿兩廡，曾國藩再督江南，始建崇聖殿、敬一亭、宮牆、明倫堂、尊經閣等。這些建築因山作勢，崇弘壯麗，數里之外，可以望見殿宇參差之勢，為南京重要古迹，千餘年來名勝之區。關係中華民族文化命脈的故宮瑰寶存藏於此，可謂得其所哉！
朝天宮本為建築之名，後來其附近一帶街市亦謂之朝天宮。1935年７月，教育部正式將由其管理的朝天宮舊址移交故宮。朝天宮原有建築均已破敗，且皆為憲兵病院、軍事雜誌社、金陵兵工廠宿舍及南京市府的戒煙醫院、朝天宮小學所用，其餘地基也為111戶居民佔住殆盡。且此項房產卷宗文契，均已散失，無法考證，交涉搬遷實非易事。因此儘快搬遷這些機關及居民，就是當時一項繁難的任務。故宮先後呈請行政院，分令遷徙。一面派員分往各機關接洽。其中憲兵病院佔用房屋最多，態度也最強硬，影響到整個搬遷工作的進度與成效。1935年8月22日，馬衡致電蔡元培，請其電請蔣介石，催促憲兵病院遷出朝天宮。蔡元培第二天就致蔣介石電飭憲兵病院遷出事宜。蔡元培日記載：「致介電：『故宮博物院擬建倉庫朝天宮，前承電飭各軍事機關遷讓，至感。惟現憲兵病院尚未商妥，如蒙申令早遷，不勝感荷。』本月25日，得軍委會複電，稱已電憲兵病院速還。」
直至1936年3月底，故宮博物院費時半載，多方調查，始將飛雲閣、摘星門、十三祠、尊經閣及居民所佔房產先後清理接收完畢。接著委託褚民誼、羅家倫二理事與南京市政府交涉，並同意補助其所轄的戒煙醫院、朝天宮小學12000元及憲兵病院5000元的遷移費。經過這番磋商，朝天宮小學始讓出所佔房屋，憲兵病院亦先騰出養正堂一部分。這些房屋收回後即時拆除，以便興工。嗣後再經交涉，憲兵病院、軍事雜誌社、金陵兵工廠宿舍及居民所佔房屋，先後騰出接收。
朝天宮總面積為138畝2分9厘2毫。其舊址，中間為崇聖殿、大成殿、戟門以至欞星門，東為明倫堂、尊經閣等處，西為卞公祠及卞公墓。中部諸殿及明倫堂略為完整，修葺之後，尚可作為辦公陳列之用。西部狹長，不能布置。唯東部明倫堂後面，地基高廣，可以建築保存庫。
在抓緊搬遷朝天宮住戶的同時，文物保存庫的工程設計、招標也在進行。參與工程設計與施工的都是當時業界翹楚。
基泰工程司由關頌聲於1920年在天津創辦，為近代中國建築師開辦的最負盛名的建築師事務所。關頌聲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學專業，也是中國營造學社社員，曾任南京首都建設委員會工程組委員。1935年初，故宮邀請基泰工程司到朝天宮實施勘測，編製《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建築南京分院及保存庫工程計劃書》。該工程計劃書主要內容包括保存庫基址的勘選，辦公、陳列等用房的規劃，以及保存庫建築空間設計等方面。根據工程計劃書，保存庫「擬建在朝天宮東部明倫堂之後，南北長形高地，經實地勘測，依其地勢，建築南北長形庫房。預定庫房長二百零四尺，寬七十八尺，除過道牆壁之外，凈計三層半之總面積，為五萬五千平方尺」。其空間設計，擬採用書庫鋼架式庫房，材料全部採用鋼骨水泥。依據北高南低自然地勢，保存庫擬建築四層，南段建築四層，北段建築三層。為與朝天宮建築環境相融合，保存庫樣式略采中國式建築意味。此外，基泰工程司根據第四次常務理事會核定的60萬元預算編製了《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庫建築工程估價單》。
1935年4月22日，故宮理事會研究討論基泰工程司所擬的《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建築南京分院及保存庫工程計劃書》。經理事會決議，建築南京分院及保管倉庫，應組織工程委員會，負責設計及監督工程的進行，便推舉內政部部長、教育部部長、羅家倫理事、李濟理事及馬衡院長為委員，並由常務理事會添聘委員二人。會後，故宮博物院即於4月25日成立「建築南京分院及保存庫工程委員會」，並組織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商議建築設計繪圖招標事宜。
然而，就在工程委員會籌備招標之際，建築南京分院及保存庫60萬元工程預算被核減為20萬元。工程預算的變更直接影響了工程設計與進展。為此，故宮博物院約請華蓋建築師事務所及李錦沛建築師，勘測朝天宮基址，編製建築設計草圖及工程計劃說明書。華蓋也是中國近代建築史上一家重要的事務所，由趙深、陳植、童寯三位建築師合辦。李錦沛是美籍華裔建築師，1929年曾受孫中山葬事籌備委員會之聘，以彥沛記建築事務所名義，負責南京中山陵、廣州中山紀念堂等工程的設計工作。參與的還有奚福泉建築師。奚為中國著名的現代主義建築師，1935年9月南京國民大會堂建築設計公開招標，他的方案為首選。1935年10月2日，建築南京分院及保存庫工程委員會召開第三次會議，討論基泰、華蓋、李錦沛、奚福泉等四建築師事務所的設計圖樣。會議議決選定華蓋建築師事務所的設計圖樣，並呈送建築專門委員會審核修改。
馬衡還為此專門致函北平營造學社梁思成，請其會商朱啟鈐和汪申，審查華蓋建築事務所的設計圖樣。這三位都是故宮博物院建築專門委員會委員，他們認真研究，就庫房樓板之結構、各層樓板高度、柱間距離、辦公室方向及與明倫堂連接之走廊的變動、瞭望警亭與庫房立牆之間的處理方式等，提出了7條修改意見。
根據專門委員會的修改意見，華蓋建築事務所編製了第二份設計圖樣，將原來四層建築設計改為三層，並省去電梯設備。經多次溝通之後，華蓋建築事務所編製的第三圖樣作為最終設計圖樣。
不久，因考慮國內時局及文物保護嚴密問題，建築南京分院及保存庫工程委員會決定在適當地點建造防空密庫。根據此議，華蓋建築事務所再易其稿，並於1935年末完成最終設計，在保存庫北部高地建築地下防空密庫：
至去年十月，本會第三次會議審查結果，以華蓋設計圖案形式古樸，切合實用，立體容積亦足敷貯藏滬庫古物而有餘。但未幾以時局多故，僉認防空設備，實有同時興建以備不虞必要，當就選定設計圖案，重行計劃將其中三層庫後高地上之一層庫房，改築為地下密庫兩庫，建築材料，悉采能絕對避免火濕之鋼骨、水泥、毛氈為主，兩庫儲藏凈容積量合得六十一萬九千一百四十四立方尺，庫外並附建有工作、曬件、攝影、機器各室大小二十一間，以供整理、修補、裱褙之用。庫內空氣，亦采機械調節，一切結構，務求簡樸堅固，切合科學實用。
保存庫基址的勘選、建築設計及人員搬遷工作陸續就緒後，建築南京分院及保存庫工程遂於1936年1月在南京和上海兩地公開招標。經過嚴格程序，擇定新金記、六合、利元三家建築公司。最後經第六次常務理事會討論決議，六合入選，並限令其五個月完工。上海六合建築公司，公司老闆李祖賢是留美的土木工程專業科班出身，對現代建築工程技術頗為精通，在營造業界頗負盛名。此外，保存庫的設備、人造空氣、暖氣、衛生、電氣、庫門等工程，分別由其他公司承辦。
1936年3月朝天宮保存庫工程動工，4月15日工程奠基，8月初告竣，9月26日正式落成。保存庫融合了中國傳統建築和西方風格，其建築形式仿承德外八廟須彌福壽之廟的大紅台，平穩堅固。庫為鋼筋水泥結構，地上三層，每層是一個庫，由下而上，編為第一庫至第三庫，又在庫房背后土山下建有密庫編為第四庫，由第一庫通進去。庫內全部用空氣調節，維持一定的溫濕度，由機器控制。保存庫位於朝天宮建築區內的明倫堂後一帶，因此又稱為朝天宮文物庫。同時將明倫堂略加修繕，為分院辦公場所。大成、崇聖等殿擬作陳列之用，但經費未經核定，一時不及兼顧。便先擬具修理計劃，等到籌得款項，就會立即興工。
保存庫鋼筋水泥地基完成（1936 年5 月7 日）
馬衡作為故宮院長，組織、協調了保存庫的建設。朝天宮庫房興工掘土，挖掘面積達十餘畝，三丈多深，作為中國考古學先驅的馬衡，又參與並指導了整個發掘過程。他果然有所收穫。他從出土物看到了歷史，看到其特殊價值。在庫房落成的同時，他撰寫了《南京朝天宮發現之古迹》一文。文章說，朝天宮工程，「得古迹二處，皆與歷史考古有關，值得吾人注意者也」。其一為「陶制之井甃」。井甃，即井壁。當他一看到陶器之口，就斷定是井甃，並指導工人挖掘。他說自己1930年曾發掘河北省易縣燕下都故址，得此類陶瓷十多個。他發現，朝天宮之甃，與燕下都完全相同，「惟甃之腰際有二孔並列，相距約三寸。其他一面亦有二孔遙遙相對，故每節中有四孔，此為異耳。形制花紋既與燕物無異，則其時代或亦相當」。又一為「古墓」，在井甃之北，相距約兩丈，同時發現一磚砌之墓。此墓磚文，為六朝之物。他說：「最奇者，墓之中央為一井，深二丈，以磚層層累置以為井甃，磚之形式圖案，與砌墓之磚無異，必系同時所作。從來發現之古墓，未有作此形者，此所以稱奇也。」馬衡認為其有研究價值，且所在地並不妨礙新建築，因與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商量，對此特別保存，為冶城山留一特殊古迹。
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庫外部攝影（1936 年9 月）
作為一位考古學家，他因這次考古發現很有感想：
夫朝天宮之工程，佔地不過十餘畝，深度亦僅三丈余，竟發現奇蹟二處。去年江南鐵路公司興工築路，有考古家與工程師相識者，諄諄以留意古迹囑咐之。至冬間，南京各古董肆爭梁錢範出售，且大富大吉等五銖，為從來所未見。詢以出土地點，則謂在洪武門外，江南鐵路公司築路時所發現。履勘其地，則鐵路已成，路旁低洼處殘范猶有存者。其地必為梁代鑄錢之所。其所以發現者，以增高路基，取土路旁，見有紅土燒成之土塊無數，碎之則每塊中含錢範數十片。依吾人推測，路基之下未經發掘者，必尚有之。今路已築成，無從探檢矣。其後考古家向工程師責問，則曰未之聞也。於此可見凡事必須專心注意，尤須有考古常識。否則雖有發現，亦熟視無睹，發現之日，即其湮滅破壞之時，後此無復再見之希望，豈不重可惜哉。余今日報告此新發見之事實及其感想，即所以希望諸君對古迹古物發現問題稍加註意，不容忽視也。
1936年12月8日至21日，存滬文物由行政院指派專員會同故宮駐滬人員押運，分五批運抵南京朝天宮文物庫房存儲。存庫的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文物，亦一併隨同運往南京。古物館箱件存第四庫，圖書館及文獻館箱件存第二庫，前秘書處箱件存第一庫，並有一部分因第一庫無地安放而存於第三庫。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箱件均存第三庫。至於存儲辦法，除按照庫內所備的木架分組安放外，其箱件每兩行相併，中間留走路，同時編製箱件索引，以便提檢。鑰匙也確定專人保管。故宮派科長莊嚴保管南京分院保存庫庫門的鎖、鑰，科長歐陽道達管理該庫庫柵等鑰匙。
1936年12月22日，院令頒布《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庫管理規則》。其主要職責分為典守、研究、流傳三項；其機構組織性質卻並未明確，大體框架設想是在北京設總院，以總務（當時下設四科）、庫務（分古物、圖書、文獻三館）為綱設置，院長在南京時，分院工作由院長直接領導；院長在北平總院時，分院工作以院長指定之各主任、科長組成的院務會商討，請示院長後定奪實施，院務會召集人由院長指定。故宮博物院隨即裁撤了原來的駐滬辦事處及駐南京辦事處。
經行政院批准，從1937年1月1日起，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
行政院成立南京分院令。故宮檔案館藏
文物由上海運到南京朝天宮庫房後，除繼續完成全部點收任務外，還完成了一件重要事項，即對書畫的分類保管。
南遷文物中的書畫作品，仍然用著宮中原有的舊箱，每箱所藏，書畫雜亂陳放，查找起來十分不便。例如，明代文徵明的書畫，南遷箱件中共有108件，卻分裝在35個箱子里，想做一次比較研究，就得打開35個箱子不可。況且箱子經常開關，每次又要起釘子，箱板也容易釘爛。這次文物一到南京，就在庫里做了些柜子，把書畫一一提出來，分類放在柜子里，想要取哪一件書畫，馬上可以拿到。據那志良回憶，這一工作完成後，還計劃把銅、瓷、玉器照此分類入櫃，但未能實現。
對於南京分院的工作與發展，馬衡院長雄心勃勃，已有很多美好的計劃，並開始著手實施。1937年6月7日，馬院長召集主持故宮博物院第十二次院務會議，討論擬籌設南京分院圖書館，並擬定了三條辦法，會議原則通過，提出由圖書館、總務處商定辦法，待下次院務會議討論。
朝天宮大成、崇聖二殿及其兩廡，已預留為陳列之所，亟待整修。在1937年6月21日的故宮第三屆理事會第四次常務理事會上，馬衡提出「興修朝天宮殿廡，辟設本院陳列室工程，應如何統籌規划進行」案。會議決議，先由故宮博物院約集專家，擬制朝天宮總地盤圖，對於下年度擬建及未來必須續建的建築物進行整體計劃與如何設置有安全設備的現代陳列室等，制訂計劃方案，並要求上述計劃於8月10日前送會討論。
但是已等不到8月10日了。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槍炮聲改變了一切，中國進入全面抗戰階段。8月26日，剛搬入朝天宮庫房的故宮文物就有第一批走上了西遷之路。
國家記憶：故宮文物南遷史
鄭欣淼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5-10
1萬餘箱故宮國寶，10年輾轉萬里烽火路，中國人如何以命相托，護住千年文脈？
1933年1月，山海關失守。2月，故宮1.3萬箱珍品被迫踏上南遷之路。從南京到西南，又從西南復歸南京，十年間輾轉大半個中國，穿越槍林彈雨，奇蹟般地實現「零丟失，零損毀」。
本書由故宮博物院第五任院長、「故宮學」首倡人鄭欣淼歷時四年撰寫，依託大量首次披露的檔案、日記、書信與影像，以四十二萬餘字的篇幅巨細靡遺地重現這場世界文物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久、行程最長的文化大遷徙。作者以史家的嚴謹、文學的溫度，刻畫了易培基、馬衡、那志良、莊嚴等一代故宮人如何在國運衰微之際，以「人在文物在」的典守精神，完成一場靜默而壯烈的護寶行動和文化抗戰。
本書不僅刻畫了鮮活的故宮人群像，還有三百餘幅珍貴文獻檔案，其中許多為首次面世。本書兼具史料價值與可讀性，圖文互證，細節畢現。既有學術的嚴謹性，又讓普通讀者像追一部「紙上紀錄片」般欲罷不能。
馬衡日記（1948-1955）
馬衡 著 馬思猛 整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7
1925年10月至1952年11月，馬衡先生在故宮博物院工作長達27年之久，作為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執掌故宮博物院19年。他親歷了故宮博物院創立和早期發展，於抗日戰爭時期主持了故宮博物院文物的南遷和回歸，是故宮博物院歷史上一位功績卓越的領導者。
《馬衡日記》始自1948年12月13日，終於1955年3月24日，前後六年又三月余。這一時期，正值中國命運面臨轉折的重要時期，也是故宮博物院新舊交替的關鍵階段。作為一院之長，馬衡先生在日記中對故宮博物院的很多重大事件有非常精詳的記述，不少內容為檔案文獻之所缺者，其史料價值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