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痛苦發出聲音，是全部真理的條件。
——西奧多·阿多諾
《否定的辯證法》
約莫一個月前，我寫下一篇《當我總是聽到令人憤慨的消息》，其中列舉了不少讓我感到憤慨的社會事件。當時我沒有想到，僅僅過去一個月不到，我又可以為這封備忘錄增添好幾行。審計署公布，超過四百億元的養老金被挪用，有人能「1歲參繳社保，22歲退休」；黃楊鈿甜耳環事件的調查公告出來了，內容和往常的各種通報一樣，最低限度地承認了最無足輕重的錯誤；餘杭區污水事件的情況通報也出來了，水務公司侮辱性地給予用戶5噸水費減免，並輕描淡寫地希望「帶來的不便敬請諒解」。
那三年之後，一連串事件已經很難讓人次次都義憤填膺了。我觀察到的，更多是麻木與沮喪。這幾乎完全符合政治性抑鬱的定義：個體因政治事件、政策變化、社會不公或政治環境惡化而產生的持續性情緒低落、無助感或焦慮狀態。這種狀態通常表現為悲傷、空虛、無力感或沮喪情緒，類似於抑鬱症的癥狀。
與政治性抑鬱非常相似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習得性無助。它是指個體經歷多次失敗後，形成的一種消極心理狀態，表現為面對可解決的問題時，因過往經歷而產生無力感，放棄改變現狀。在很多情況下，這兩個詞可以替換使用。當我看到巨額養老金被挪用，我說自己「陷入了政治性抑鬱」，或者說「陷入了習得性無助」似乎都能準確表達我的心情。但在我看來，能用政治性抑鬱的，就別用習得性無助。
仔細觀察兩個概念的差別，政治性抑鬱強調無助、焦慮的來源——社會不公或政治環境的惡化；而習得性無助則只是泛泛地說「因過往經歷產生的無力感」，至於是什麼類型的經歷似乎並沒有那麼重要。然而，這兩種「診斷」的細微差別卻可能指向兩種完全不同的解決路徑。習得性無助彷彿是一種「私人病症」，那些沮喪、焦慮和無力感是我們自己「認知設限」「情緒設限」「動機設限」的結果。因此要「治癒」這種病症，就需要自己「拆除限制」「修正方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作為私人病症的習得性無助總是訴諸個人的努力解決。
看來這並不只是這一個心理學概念的問題
相較之下，政治性抑鬱至少告訴人們：你感到不舒服，不是你有問題，至少不主要是你的問題。由此一來，政治性抑鬱所指向的解決辦法就不局限於個人的努力，這也許讓人小感安慰。不過，在把不舒服的責任丟給政治、社會或者更大的系統後，我們又會遭遇另一令人沮喪的事實：個人在政治中是如此微小，除了「自我調適」之外，似乎也並沒有什麼超出個人努力範圍的辦法緩解政治性抑鬱。下一次再碰到類似的事，我們只能又一次沮喪，又一次感到無力……
不過，回到「診斷」的最開始，我們為什麼把政治性抑鬱當作一種病症呢？為什麼要把它當作不好的東西呢？為什麼要把它當作急需解決的事呢？誠然，穩定的情緒能夠讓我們更好地生活、學習和投入生產。我們可以練就一身調節情緒的本領，讓來勢洶洶的抑鬱之情悄無聲息地走掉；還可以把自己的視聽封閉起來，化成一塊百毒不侵的石頭。但是，不管採用何種方法，在面對那些事件時表現得若無其事，這究竟是成為了「更強的人」，還是離人更遠了呢？
阿多諾曾說，「如果沒有對可能性的意識，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改變世界的盼望，一個人甚至一刻都不能呼吸」[1]。而沒有那些讓我們陷入政治性抑鬱的事件刺痛我們，改變世界的盼望、對另一種可能性的意識又從何而來呢？所以，無需再把政治性抑鬱當作一種需要被緩解的病症，我們還能感覺到不舒服、沮喪乃至痛苦，說明我們「並未徹底喪失抵抗系統侵蝕的能力」[2]。在此意義上，我們甚至應當慶幸自己還有「陷入政治性抑鬱的能力」。
況且，我們也並不是什麼都做不了
當然，對政治性抑鬱的接受應在自身可承受範圍之內，被政治性抑鬱嚴重影響生活實在是得不償失。在不能做更多事的情況下，作為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的記憶主體而存在也是足夠的。畢竟，心存不滿的人好好活著，這本身便具有抵抗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