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關於留學的一些主流想法仍停留在「提升學歷」「鍍金返國」時，近幾年，有一群人不再卷名校，開闢了一條新的留學路徑——出國讀職校。
對一些進入行業瓶頸期的人來說，海外職校門檻低、成本小，可以成為通往海外長期居留的「曲線通道」；而對「卷不動」的留學生而言，這或許只是一次生活方式的實驗，去體驗一種與國內截然不同的教育體系和社會氛圍。
在異國學習新技能、進入新行業的同時，受政策限制和文化差異的影響，他們也在適應孤獨、權衡去留。
文丨魏芙蓉 孫然
編輯丨王一然
換上連體工裝，鑽進汽車底，接電線，打螺絲——對20歲出頭的王宇來說，這是全新的課堂，而不是像過去一樣，作為語文老師，拿著粉筆站在講台上。
畢業於一所普通的師範院校，一年前，身邊大多同學都早準備考編時，這個年輕人決定放棄考編，轉向去日本讀一所汽修學校。
這個決定並不艱難，尤其在就業形勢並不樂觀的當下。像多數師範生一樣，當老師原本也是王宇的計劃。但準備報考編製那年，老家的招聘名額縮減，競爭激烈；去外地報名似乎也不划算，教師工資本就不高，扣掉房租和生活開銷，一年下來幾乎攢不下什麼錢。
真正走上講台後，離開的念頭更堅定了。實習那年，他在小學當老師，是辦公室里最年輕的一個。那些教了十幾年的前輩，話題總離不開「退休」。他聽著聽著，心裡生出一種隱隱的不安：「我這年紀輕輕的，要是留在學校，是不是以後每天都在聊退休？」那時他就開始琢磨，除了教書，自己還能做點什麼？
他決定去日本留學，換一條賽道。去年大學畢業後，他先報讀了日本一所語言學校過渡，雖然當時還沒想清楚具體方向，但有一點非常確定——絕不能再學文科，而是要掌握一門真正的技術。
專業的選擇則權衡了各種現實因素，就業面要廣、上手要快、還得不容易被 AI
取代。當他了解到，在日本做汽修工，平均月薪能達萬元以上，汽修，也就順理成章成了他的首選。
日本的汽修專門學校相當於國內的職業院校，入學門檻低，王宇很輕鬆就通過了考試，兩年和四年的學制里，他毫不猶豫選擇了前者——雖然四年制可以拿到相當於本科學歷的文憑，但他並不打算花費更多時間和金錢成本在課堂上。他的目標很明確：儘快畢業，進4S店修車。
●王宇（下排左一）的入學照。講述者供圖
王宇的選擇不是個例。近兩年，讀職業學校，正成為越來越多「務實派」年輕人的選擇。相比單純追求高學歷，掌握一門實用的技能變得更有吸引力。它不光意味著更清晰的就業路徑，也代表著一種更踏實的「確定性」——在經濟波動、就業不穩的當下，一技之長往往比一紙文憑更能抵禦風險。
在國內，職校長期被視為學歷體系的下層，社會認可度不高；即便掌握技能，許多崗位的薪資仍偏低，社會保障也相對薄弱。
相比之下，海外職校提供了更廣闊的選擇空間。在不少發達國家，製造業和服務業長期面臨技術工人短缺，職業教育體系相對成熟，畢業生可憑技能直接進入高收入行業，甚至有機會獲得當地長期居留資格，享受完善的社會福利。
更重要的是，海外職校的入學門檻普遍不高，部分國家還提供免學費或帶薪實訓政策，對於想換賽道、重新開始的人來說，這或許是一種更具性價比的選擇。
26歲的高越也做出了與王宇相似的決定。2024年，工作兩年多後，他辭去了武漢一家報社的穩定職位，前往德國就讀職業學校，選的是倉儲管理專業。德國的職業教育體系以「雙元制」著稱——學生大部分時間在培訓企業工作，同時還會在職業學校學習理論課程，學制持續兩到三年半，並有報酬。大部分畢業生會被培訓企業留用。
對工作前景的悲觀判斷，也是他決定出國讀職校的直接原因。報社的工作雖然安穩，卻幾乎看不到晉陞空間，近兩年，這家國企的福利待遇也在縮水，高越的公積金被削減了三分之一。
高越跟王宇都算過一筆賬。高越在武漢每月五六千的收入，尚能維持基本生活，但放到未來——成家、買房、育兒——這點薪水顯得捉襟見肘。王宇在國內當老師，一個月工資不到四千。而如果他們能按照計劃順利在留學所在地就業，未來月收入都有望突破兩萬人民幣。
社交平台上，「留學讀職校」話題持續升溫。熱門目的地包括澳大利亞、德國、瑞士和加拿大等地——這些國家的職業教育項目以「實用」為導向，培訓周期短、課程貼近當地就業市場的需求。
當然，也有一些選擇，並非為了高薪或居留，而是為了一種更輕盈的生活。
會計出身的唐三果，放棄了熱門的留學路線，反而選擇了簽證政策嚴格、就業機會有限的瑞典職校。事實上，她曾同時拿到英國一所大學教育學碩士的offer，但學術類項目她不感興趣，而且，她「不想再只是為了拿個學位去讀書了」。
過去在跨境電商領域做產品經理，唐三果經歷了連續六年的高壓狀態，休息日少得可憐，更別提準時下班，即便因為乳腺結節做手術，術後還得繼續處理工作，每次下班回家，都累到只想和貓並排躺著。她喜歡北歐，也喜歡冬天，選擇瑞典，對她而言，更像是用一種溫和、低成本的方式告別過去的生活。
「如果非要說目標的話，就是好好享受當下。」這個喜歡下廚的女孩，出發去瑞典那天，東西帶的不多，但沒忘記在行李箱里硬塞進一個電飯煲。
●唐三果的課桌。講述者供圖
自由和新鮮，是唐三果對新學期最強烈的感受。整個學校更像一個共享辦公空間——沒有固定教室，也沒有固定座位。
任課教師也不是固定的。課堂像是行業分享，給他們講課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教授，而是來自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既有宜家、沃爾沃、ICA
等瑞典本土企業的員工，也有來自谷歌等國際公司的工程師。
她的同學大多比她年紀更大。但也有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平時在酒吧、餐館打工，對未來沒有明確方向，聽朋友說「這個專業不錯」，就報了名。
在瑞典，教育是免費的，這些人重新學習往往不是出於功利考慮，而是想換一種生活方式，或滿足純粹的好奇心。唐三果的房東50多歲，聽說她的故事後也說，等孩子再大一點，工作不那麼忙了，也想重新回去上學。
課堂氛圍輕鬆到近乎愜意。她學的是數據分析，內容與過去的工作方向相近，算不上陌生。大家圍坐在一起，隨時可以提問或討論。她常常一邊聽課，一邊喝咖啡、吃蛋糕，喜歡鉤織的她偶爾還會拿出毛線，低頭鉤上幾針。
相比之下，日本的汽修學校幾乎沒有輕鬆可言。王宇整天都浸泡在機油味里，「邊學邊拆」。老師花半天時間講解當天的知識點和操作步驟，剩下的時間，全靠學生自己動手。
他們拆發動機、卸引擎、拔活塞——上午剛學完活塞的吸氣、壓縮、點火、排氣四個衝程，下午就得親手把引擎卸下來，再把活塞拿出來看看它的真實樣子。老師總是鼓勵他們大膽嘗試——就算把引擎弄壞了，也沒關係，總能修得回來。有時，大家還會比賽誰拆得更快、裝得更順。
「感覺玩著就把課上了」。王宇說，機械學習帶來的成就感是即時而具體的。「基本上每隔幾天就能學到新東西，」每當他能獨立理清一張複雜的線路圖，心裡會湧上一種踏實的滿足，「我學會了一個技能，覺得自己好厲害。」
●王宇在課堂上。講述者供圖
他一直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小時候學習吃力，初中還一度輟學。家裡給他報了語數英補習班，他只覺得「太累了，不想學」。高考時，他勉強考上了一所普通二本。
沒想到，進入職校後，他反而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節奏。專門學校不再有嚴格的學制管理，「你可以玩手機、跟同學聊天，也可以自己埋頭練」。出於興趣，也為了對自己的選擇負責，王宇花了大量時間練習，上課聽不懂的內容，就課後用AI反覆聽、琢磨操作細節。幾次考試下來，他的成績一直靠前。前不久，他還得到了學校唯一的留學生獎學金。
但並非所有的職業學習都能帶來收穫。前提是，你得真正對所學的東西有興趣，願意在反覆與瑣碎中找到意義。否則，那些精細、漫長、近乎機械的訓練，很容易變成一種折磨。
在荷蘭，一個學木工的女孩進入學校後發現，這門手藝比她預想的難得多。木工和傢具製造遠不是「動手做點東西」那麼簡單，一個真正出色的木工，對細節的要求幾乎苛刻：精準、耐心、反覆打磨。
這些與她的性格並不相符。她不喜歡一板一眼的慢工出細活，更偏愛使用機器，講求效率。傳統木工課堂講究從零開始，一鑿一刨地將木頭變成傢具，那種節奏對她而言，簡直成了耐性的考驗。學了一年，這個女孩最終還是選擇了退學。
從文職轉向技術崗位，高越也在經歷一個緩慢而陌生的適應過程。來德國還不滿半年，學校的理論課程還沒開始，企業實訓已經持續了兩個多月。他被分配到一家快遞倉庫工作，每天駕駛叉車，搬運、裝卸各種大小貨物。早上六點上班，下午兩點半下班，一周工作五天，日子規律而單調。
他形容那是一種「乾淨的疲憊」。工作枯燥，好在明確、直接，做完就能下班，不必再被無形的人情與瑣碎消耗。
這與他過去的工作形成了鮮明對照。做記者寫稿時領導要求既要「具體」，又不能「太強硬」；既要突出重點，又得「表現成績」。稿件總在「虛」與「實」之間反覆拿捏，改來改去始終沒有方向。有時一篇稿子改了無數遍，最後不過多了幾個標點、少了幾個字。「記者的工作，如果能不內耗，那就完美了。」他現在感慨。
不過，面對一份純體力的工作，他也很難談得上「喜歡」。習慣了文職工作，體力方面，他暫時比不上當地的德國同事——同樣一件貨物，對方輕鬆就能抬起，而他往往要費上一番勁。
支撐他繼續堅持下去的，是更為現實的目標——在這裡真正站穩腳跟。按照德國的「雙元制」體系，兩年培訓結束後，順利通過考試並拿到就業資格證書，就有可能正式留在當地工作。而持續繳納養老保險、滿足一定的合法居留時間，還有機會獲得永居。26歲的高越，希望在30歲完成這一切。
●高越任倉儲管理員工作照。講述者供圖
但高薪誘惑的另一面，高越很快發現，是難以抵抗的孤獨。公司里的中國人少得可憐，合租公寓里兩個中國室友，算是生活中為數不多的熟面孔；而與德國同事的交流，大多僅限於工作。
他住在郊區，人少而安靜。休息日無聊的時候，他就會周邊去漫無目的地轉。周末的街道，很少看到有人邊走路邊打電話談工作。人們閑聊、喝啤酒、喝咖啡，神情輕鬆，步子也慢。附近的度假區往往從周五就開始熱鬧起來——一家幾口或三五朋友駕車出遊，拖著自行車或房車，去露營、野餐、郊遊。整個城市都在這份閑適中慢了下來，彷彿都進入了一種無所事事的鬆弛狀態。
他想起自己在武漢的日子，休息日也難得安穩。總擔心一個電話打來，就得立刻去採訪、趕活動。那種隨時待命的緊繃感，如今在這裡徹底消失了。但隨之而來的，是另一種更深的割裂與孤獨。
更多時候，他選擇發文字消息給家裡，為了不讓情緒被牽動，他盡量剋制自己，不打電話。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經歷後，高越陸續收到了許多私信——三十多歲的職場中年人，剛畢業的大學生，甚至還有還在上大學、上高中的年輕人都來諮詢。
●德國街景。講述者供圖
●高越在德國的居所。講述者供圖
王宇覺得，他們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會在某個時刻面臨「第二次選擇」。靠一份工作安穩干到退休，正變得越來越難。與其被動等待變化，不如「早點去做改變」。
直到現在，身邊很多人都不理解他的選擇，覺得是「沒苦硬吃」。但他不在乎。過去的人生里，自己幾乎都是被推著走的：高中選文科，因為「背一背就行」；填志願時，家裡有親戚在教育系統工作，順勢勸他去上師範，他也就照做了。這一次，他終於做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決定。
當年和他一起畢業的師範同學，沒考上編製的，有些最終去了家電城、傢具城打工。「現在我是理工科了，每天都在打螺絲，已經可以徒手拆剎車了。」他語氣里透著一種「劫後餘生」的輕鬆與自嘲。
他將在一年後畢業。據他了解，到時，會有上百家合作企業向學校開放招聘名額，學生可以從中挑選心儀的公司，參加面試與考核。未來的生活，苦、臟、累，幾乎是註定的。他早有心理準備，「我能接受，主要是錢到位了，什麼都好說。」
在瑞典，唐三果也確信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生活。她喜歡冬天，以前在深圳工作時，每年冬天都往北方跑，就是為了看雪。現在這個城市的冬天漫長而寒冷，街上行人稀少，空氣清冽通透。她不覺得寂寞，反而享受這種安靜而清冷的日子。
●唐三果拍攝的北歐日常。講述者供圖
她的課程安排不緊湊，一周只需去兩三天學校，其餘時間都屬於自己：她會在每天早上十點左右起床，泡一杯咖啡，逗逗貓；如果天氣晴朗，就約朋友去海邊走走，或者安靜地鉤織一些小東西。
只不過，這份舒適是暫時的。接下來擺在她面前的，是更現實的問題——工作。唐三果所在的職業學校學制兩年，明年六月畢業。她的學生居留簽證也將在那時到期，畢業後最多只能再停留十到二十天。她需要在此期間找到工作，否則就必須離境。不像碩士或博士畢業生可以申請「找工簽」，合法留下來一年。
她雖然順利找到了實習，但要找一份正式的工作，瑞典對僱主和僱員都有明確要求——僱主必須具備聘用國際員工的資質，而員工年薪至少需達到三十多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24萬元）。對剛畢業的學生來說，這幾乎是一道隱形門檻。
職校能不能最終成為通往穩定收入或海外身份的跳板，對這些人來說，依舊是未知數。
唐三果並不焦慮，「我沒有特彆強的願望一定要留在這。」對她而言，最重要的是享受當下的生活，不再給自己施壓。她早已為自己想好了退路——如果最終沒能留下來，就回國開一家小店，過安穩自在的日子。無論如何，她都不想再回到過去那種被工作綁架的狀態。「要是又回去上班，那我這幾年就白過了。」她說。
王宇也沒把永住當作目標。「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王宇說，「我以前也想過在家裡當小學老師，結個婚，結果那年就縮招了。」日本政府對外國人政策變化頻繁，現在的居留門檻，未來會不會又收緊，誰也說不準。與其去押注那些不確定的事，他更在意眼下——
「有個技術在身上，不管有沒有簽證，總歸能吃上飯，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