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初中畢業後，張賽先生做過多份工作，他要養活自己，後來也要養活家人。他進過衛生巾廠、鞋廠，在餃子館打過雜，蹲過保安崗亭，聽聞快遞賺錢，他去送過快遞，現在他在送外賣。白天，他騎著電瓶車穿梭在武漢的大街小巷，牢記哪家餐館更好說話，哪個小區沒有電梯。晚上，他是一位作家。他的新書剛剛出版。記錄著他打工生涯中的所見所聞所感。十餘年中，文學和寫作是他煩冗生活的避風港。
我們邀請張賽寫下這篇文章，關於他的勞動與寫作。他的寫作具有這樣的可貴之處：勞動者常常處於被熟視無睹的境地，我們似乎了解他們（工人、外賣員、快遞員等等），但不甚關心，與其說忽視，不如說麻木。必得有張賽這樣的作家寫下他們自己，用一種幽默但不失冷冽的筆觸，為我們展示其中的艱辛和生活的參差。和勞動一樣，寫作也是一種身體力行。
大新聞
外賣群里發生了一個大新聞。
前同事小潘，敲客戶的門，客戶在屋內說放門口，小潘沒聽到，因為客戶備註不準打電話，小潘一共敲門三回，無法送達只好帶外賣下樓。下樓途中接到客戶的電話，小潘只是解釋，並沒有髒話之類，但引起客戶的不滿與投訴。配送主管把這件事定義為「服務態度問題」「與客戶起爭執」，依據制度，罰款兩百元。很多人在群里為小潘打抱不平。我比較無聊，把同事們的話匯總一下，這樣評價小潘：一群人里總有幾個脾氣特好的人，如同一堆石頭裡的一塊美玉。外賣員把外賣群當成出氣筒，對工作中出現的各種煩心事頗多不敬語，小潘發言總像和稀泥，說我們不易，客戶不易，平台不易。他這樣的人都能被投訴，實在難以相信。
沒多久，在配送主管的通告里，小潘再次因為話多，和客戶起爭執。我注意到，這次沒多少人替小潘說話。小潘不服，被當場辭退。群里的他也第一時間被群管理員清退。
小潘退群後，有一次被人提及，說他性格有問題。馬上有人附和，「太死腦筋了」。
至此，一個大新聞生成。
這是我第三次來武漢送外賣了。送外賣分為兩種，一種是有組織的，跟打卡上班差不多，另一種沒有組織，就是眾包。有組織的主要是系統派單。
前兩次我都是選擇有組織的，站點對時效要求嚴格。當月超時第一單罰款20元，當天超時第二單罰款200元。規則大概是這樣的，超時第三單罰款多少，我沒搞明白過。那家外賣公司並無明文規定，全憑站長自由發揮。
騎手想多帶單，於是想出一個辦法，提前簽收，再給客戶打電話。大多數客戶好說話，不好說話的需要編一些理由，比如車子壞了人摔了，比如萬惡資本超時罰款500元，把要活不下去的心剝開給客戶看。有個同事撒謊摔跤，臨到客戶樓下，地上打一個滾。
人到中年，越來越不自由，追求自由的心卻愈發強烈，眾包主要靠自己搶單，單少，好處是沒有領導，一般的投訴奈何不了眾包。
我決定這次去跑眾包。
早上沒定鬧鐘，沒領導定什麼鬧鐘，又不怕遲到。之前沒跑過眾包，但聽說過外賣圈的口號「眾包永不為奴」，「眾包是外賣界的主人翁」。太興奮，於是，早上六點半我爬起來上線，以往都是七點多上班。
六點半到七點半正是早餐高峰，我一趟都是四五單。早高峰過去了，一下子沒單。我把電動車停在路邊，支大架，坐上去，十幾分鐘里變換了幾十種姿勢。忽然來單，且好事成雙呢，來了兩單。都不是電梯房，一個爬六樓，一個爬七樓。跑外賣裡面眾包最自由，這種自由是主動選擇爬六樓還是爬七樓的自由。
到一家漢堡店取餐，問店員出餐沒有，他不回答。我下手朝那一堆小票裡面翻，店員大叫起來，死跑外賣的，瞎翻什麼。我沒空不舒服，我需要在心裡標記這家店：不準翻小票。我心裡有一個筆記本，記載下許許多多知識，比如武漢有一家早餐店叫德華樓，德華樓印象城店的小票不讓翻，德華樓武商奧萊店的小票讓翻。雞米飯家的小票需要反覆確認，因為他們家在網上有四個店名。
?一邊打工一邊文學
晚上，《單讀》的編輯給我發信息：張老師，聽說最近你要來北京，見個面唄。
白天我是死跑外賣的，晚上我是張老師，這不是逆襲爽文，這是我的每一天。
2020年初，我朝《單讀》的郵箱投了一篇文章，沒想到很快收到反饋。此後五年間，我將稿件大部分投了過去。粗略算來，平均每個月的稿費是兩百元。
小時候我家裡就有書櫃，因為媽媽喜歡看古典文學。小學四年級我開始看《紅樓夢》，看不懂，可是喜歡看。看的多了，忍不住開始寫點東西。
書櫃分三截，上層放電視，中間擺飾品，下層關著書。
客人來，誇獎說：「好哎，電視櫃。」我連忙打開下層的櫃門，證明書櫃是書櫃。
爽性中間也擺書，看你們還說什麼電視櫃。
客人來，說：「咦，電視櫃不錯，還送個書櫃哩！」
2003年，初中畢業我就到南方打工，一邊工作一邊讀書寫作。我進過許多工廠，做過許多工作。在衛生巾廠，機器老是出故障，我老是無所事事，我把《羊脂球》帶進車間；在鞋廠，流水線上沒有一點空閑，我把唐詩宋詞寫紙條上，上廁所時瞄一眼；哥哥在武漢開餃子館，喊我幫忙，我答應了，準備上午看名著、下午練書法、晚上學電腦；在保安崗亭，大把的時間我用來打遊戲，打遊戲不忘文學，我在日記本上給玩過的遊戲寫評論：
《連連看》
有一種吃大餐的豐盛，胃口大開。《大魚吃小魚》也開胃，但吃撐，越吃越撐。另有一個《躲大糞》則有懲罰性，大糞如雨，小人左右閃躲，何止天地不仁，天地不潔啊。《綠巨人》里巨人每一發飆，作獅子吼，我聽來總像打嗝，難道戰爭就是吃飽了撐的？
進工廠之前我對工廠生活充滿想像，在學校我們班八十多人有十幾個喜歡文學，一家工廠上百人，總有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吧。我錯了，來工廠的是考不上高中的那一批人，沒有一個喜歡文學，而且討厭文學。我說話文藝腔，自然成了被討厭的人
，大家覺得我幼稚，清高，裝逼，孤僻。我毫不在乎，下班後沉浸在書的世界
。我被李白征服，他沒用比喻的句子乾淨極了，誰能不要比喻來寫寫看；我被王梵志征服，他的詩就像隨意寫寫，隨性寫開；我被李敖征服，我被賈平凹征服……我做事笨手笨腳，被工廠征服，常常被領導罵，工友們也瞧不起。我在日記里瞧不上周圍的人，他們連個成語都不會用。我給《人民文學》《上海文學》投稿，我要奮鬥，堅持投稿。
張賽在衛生巾廠
事實使我慚愧，上了一天的班後，並沒有自己想像中鬥志昂揚，常常看幾頁書，不脫衣服便昏昏睡去。在車間和宿舍，工友們喜歡在紙上胡寫亂畫，「冷冷的冰雨在臉上胡亂的拍」「打工打工，兩手空空」「我的心太累，需要人安慰」。我的日記，我的創作，除了辭藻華麗，和工友的意識流並無本質區別。只是一句：我好累。
投稿全無回應，我不再投稿，但繼續讀書寫字。書里沒有人指責我，文學成了我的避風港。這樣的生活持續了12年。
2015年，結婚前後，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聽說送快遞月入過萬，便離開工廠去送快遞。我變了，把所有的時間投向工作，所有非必要的事情從生命中擠出去。但一切都太晚了，我已經戒不掉讀書寫字，有一次，實在忍不住，把電動車停下來，把詩寫到快遞面單上。
2020年，我在武漢送外賣，我記錄我的工作，寫我珍貴的同事們：
因為系統這個緊箍咒，我們和接觸到的所有人都會發生矛盾。司機恨我們闖紅燈，住戶煩我們亂按電梯，保潔嫌我們腳底太臟，保安不想頻繁給我們開門……
那天接到一個單子，客戶只買一瓶礦泉水，名字寫的是「外賣小哥最偉大」。我看了很感動，覺得下單的人定是一位善良且美麗的小姐姐。我興沖沖敲開「外賣小哥最偉大」家的門，迎接我的是我們站點的胖子。胖子喊我：「張老闆！」我說：「好評。」轉身要走。胖子說：「來個檳榔？」我接過檳榔，轉身要走。胖子把我遞給他的水還給我。胖子說：「兄弟，給你喝。」
有的同事休息時喜歡下這種單子，增加大家的收入，挑逗大家的情緒，客戶名字往往惡搞，有時候寫「爸爸」，有時候寫「爺爺」，這是我們同事間互相娛樂的「福利單」，我願意稱之為「幸福單」。
文章能夠發表，並不影響每天12小時的工作。不過每次稿費來到後，我都願意空出一些時間，多給寫作一些時間。
?「大家好，我叫張賽」
這次來北京，是參加一席的演講。
小時候跟姥姥一起住，她回村時揀選一條繞遠的路。我問姥姥為什麼不走近路，姥姥說那條路人多，總要說話。
參加一席，喚起我的幻想。我寫不好，還說不好嗎。一席沒有提詞器，要求自己寫稿並背誦。稿子我一天寫好，7012字，沒有立馬背誦，算好時間，去北京前三天再開始。稿子的第一句是「大家好，我叫張賽」，我對著自己十歲的孩子們不停背誦這一句，逗得他們哈哈大笑。我信心倍增，我寫的文稿每一段都有笑點，我不成名誰成名。
我給孩子們完整講了兩遍，胸中的竹已是竹林。
到北京，攜帶著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來北京第一次化妝第一次登台的興奮開始試講，一共卡了三次，大腦一片空白。
入住的酒店離天安門兩公里。在農村，周圍人提到人生願望，很多都會說，這輩子一定要去一趟天安門。爸爸就多次這樣表達過。我在離天安門兩公里的地方睡著了，次日還要趕回武漢工作。
正式演講開始了，不知道是不是照顧，大家安排我第一個登台，早登台，早解脫 。
我把前半生放進演講稿，我特意設計了一下，像我愛看的周星馳電影，笑點和淚點交替出現：
有一天，接到一個騷擾電話。大家遇到騷擾電話，應該都會掛掉，外賣員這個行業不會，什麼電話我們都得接，萬一是客戶打的呢。那個騷擾電話說，你是不是張先生，你的房子在某某小區某某房間，找我裝修吧，張先生。哎呦，他叫我張先生，打工20年，我竟然在騷擾電話里得到尊重。
送快遞，我根本沒時間看書，但是枕邊還放著一本張愛玲的小說《小團圓》，這一天賺了200塊，我就翻開《小團圓》的第200頁，瞄上幾眼。我可以很驕傲地告訴大家，很多時候，我不會打開它，因為這本書只有280多頁。
燈光打在臉上，完全看不到觀眾，除了上場和下場的掌聲，聽不到任何反饋。
我想聽聽其他演講者，大家叫我坐在第一排。身後的觀眾拍拍我說，老師，你太高了，能往旁邊坐坐嗎？
聽了幾個演講，台下笑聲不斷，我直打哈欠，這才想起自己昨晚失眠，趕緊閃。
演講視頻在一席發布後，收到諸多差評。我把視頻轉發給老婆，我說你客觀評價一下。於是，老婆打了差評。
我不敢再看評論區。差評把我打醒了，我看到一個真實的自己，又自卑又膨脹，又自信又虛妄。我看不清客觀的自己。這次演講本是菜鳥的一次試飛，我卻痴心當作一場鳳凰涅槃。
認識到自己看不清自己，這是好事，可是對於來聽演講的朋友們，這就抱歉了。我辜負了大家的期盼。
從北京回到武漢，繼續送外賣，感到踏實，原來這是我的舒適區，不是舒適，是熟悉。顧客擺臉色的時候，我熟視無睹，感到了安全感。
「賣知識分子」
這是我送外賣的第三年，很多事情和第一年時一樣。商場的門面，掛英文招牌，下單寫中文店名；新安小區的電梯，去七樓要按八樓，不然開門是六樓；歐景苑五期2棟，門棟上寫著「24棟」，24棟又緊挨著四期2棟。這些都是小事，雞毛蒜皮的小事，我卻很難只把它們看作小事。
張賽跑外賣
生活就是一堆小事。
116小區西門，大門鎖著，留一道口子，勉強並排通過兩個行人。電動車也從這裡過，有時車讓人，有時車和人皆有佛性，百年修得並排過。真的只是因為騎車的人沒素質嗎？為什麼不把門開大一些？
工業路和友誼大道交匯處曾有一個天橋，天橋底下有個約四十平方厘米的坑，電動車掉進去差不多都要摔倒或將要摔倒的樣子。
蕭紅在《呼蘭河傳》里講街道上有一個大泥坑，下雨天存了水，人掉進去能沒頂，大家都曉得這個坑的厲害，但總有人趕著馬車從這裡路過，常常陷在裡面。說一輩子不走幾回險路不算英雄的人有，說用土把坑填平的一個也無。
那個四十平方厘米的坑後來不見了，因為修路，整條路都新了。
116小區的西門，何時能開大一些呢？
因為最近收到稿費，我現在有時間坐在青山圖書館裡面想這些事，送外賣時很難思考，不安全。我是外賣員，看過幾本書，基於人的虛榮，我不是知識分子卻希望自己是。於是，我封自己為外賣知識分子，簡稱「賣知識分子」。
作為「賣知識分子」，我認為外賣軟體有一些小事可做。
送外賣的都憋尿，是公廁太少嗎？現在我坐在青山圖書館裡面，打開微信小程序，搜索廁所。500m內有三個公廁，700m內有七個公廁，這個密度，並不少啊。我憋尿在於送單時間緊張，想著等一下再去，結果單子越送越多，忘記上廁所，等到實在憋不住，就發現身邊沒有廁所。
在高溫天，尿變成汗，大多蒸發了。在陰雨天，訂單倍增，工作難度倍增，尿意倍增。
下雨天是外賣員的狂歡日，很多人稱之為撿錢日。尿急了好幾次，每一次都不比單子更急。等到尿急比單子急時，完蛋了，想站直無法站直，不斷夾緊雙腿。在電梯里，覺得電梯就是廁所，在雨衣底下，覺得寬大的雨衣是廁所。在大雨之中，在綠化帶，在絕境，我尿了。那天，大雨將城市下成一個大水池，亦或，一個大號小便池。
大雨聲囊括了尿尿聲，亦囊括了不體面與不自尊。我當然可以模糊處理，不說我尿了，但我不能。不說出問題，不能解決問題。
當我尿急，絕不是崔健式的，《我想在雪地上撒點野》。
我尿下的，不包含一點理想主義，不包含一點藝術成分。
我尿下的，是一個現實問題。雖然我感到羞愧，很難道歉，我亦是一個承受者。我擁有基本的生理需求（權利）。
不光我憋尿，我的老婆也憋尿。她在十堰的工廠，一天只上兩次廁所。我的孩子們也憋尿，他們貪玩，常常在課間忘記上廁所。他們不敢上課時去廁所，因為老師訓斥過其他同學，「一上課就上廁所，早幹嘛去了」。
最近孩子們告訴我他們換了班主任，我到家長群里一看，新班主任在群里發言，客套之餘，儘是「不得……不得……」。完了，又是一個工具人。當一個人眼裡只有規範，只有秩序，只有權力，他說的再多美好，再多祝福，再多熱情，都是糞土。
憋尿背後是學術問題哲學問題。為什麼要憋呢?為什麼不愛自己呢？為什麼可以無恥地接受一個隨地小便又不道歉的自己？為什麼默許憋尿的環境？
外賣軟體如果在地圖裡加入公廁提醒服務，會在無形中為文明注入守護力量。
我的15分鐘
鹽嫂聽說我遞交辭職，問我為什麼回家。
我說，就是回家啊。
鹽嫂說，離過年還有一個多月呢，有什麼重要的事嗎？
我說，有啊，就是回家。
鹽嫂說，除了結婚、生病，還能有什麼重要的事？
《在工廠夢不到工廠》
張賽的《在工廠夢不到工廠》手稿
8月，第二次去北京，參加新書《在工廠夢不到工廠》的發布會。
2021年，因為送外賣摔斷腿，我回到闊別六年的工廠。這一次不一樣了，我的身份還是普工，心裏面成了一個領導，不是管制人的「領導」，是關心工友精神世界的「領導」。我依舊笨手笨腳，所幸機台開始自動化，不需要我多麼麻利。機台自動化，故障變少，人的操作變少，我站在機台前，有了空閑，有了走神。想到什麼，就把關鍵詞隨時記在手機上，上廁所時拓展成句子，下班後整理成日記，幾篇日記成為一篇文章。兩年後，彙集成這本書《在工廠夢不到工廠》。
我剛進廠時，工友普遍像我爸爸，自帶鞭子：
「我和你舅舅當年在廣東打工，別人都下班了，我們不走，纏著老闆再給我們一點兒活兒，老闆拿我們沒辦法，讓我們接著加班。」
我像一頭牛，爸爸的話像一條鞭子。
現在，每個月固定請假兩天的工友，已經丟掉鞭子：
白公子請假，管理叫我頂替。裝箱工見是我來，說：「他每個月請兩天假，又沒個正經事兒，妻兒老小又不在，真是個鳥人。」
此言差矣，白公子不是鳥人。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一年到頭不請假的我才是鳥人。
白公子還是一位工廠哲學家：
到白公子宿舍玩，公子取出一瓶香水，問我要不要噴點，又往萌寶身上噴。萌寶直皺眉，說：「上班聞香水還沒聞夠嗎么。」白公子說：「上班聞的香水不能叫香水，下班聞的香水才叫香水。」
從北京順道回駐馬店看爸爸，爸爸今年斷續低燒、咳嗽，輾轉幾個醫院，無果，額外查出有強直性脊柱炎。
爸爸情緒低落，我用豪言安慰他，等有錢了帶你去北京看病。
書出版後，看淘寶的銷量，不斷看，不斷想，怎麼還沒人買啊。
我有想過我會很出名，我也想過我會一直送外賣下去。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一種混合的狀態，一邊進工廠、送外賣，一邊出書。家人不認可這種狀態，覺得我還是二十年前的那個書獃子。清華大學的嚴飛老師叫我跟學生做分享，爸爸知道後問我是不是碰到騙子，一天之內打兩個電話提醒。出書後，哥哥很著急，他說普通人能有幾次機會，千萬別犯傻，別人讓做什麼我們一定照辦。
我不敢在朋友圈轉發出書的消息。一天下午，十七八年沒有聯繫過的好朋友忽然加我微信，原來老家的人已然知道。據哥哥講，老家的微信群為出書的事熱鬧起來，紛紛說想不到，想不到老狗家的小兒子支棱了。有人說，這事兒如果放在二十年前，縣長要親自來俺們村。
安迪·沃霍爾在上個世紀預言每個人都有機會出名15分鐘。作為一個農村人，被陌生人知道不算出名，被家鄉人知道才算出名。我遇到了我的15分鐘。
我知道大家只是出於好奇。好比我是動物園裡的動物，一直都在裡面，大家沒怎麼注意到。忽然有一天動物園宣傳，說來了一個新動物，大家聽說後都來看，看了以後發現還是我。可是因為宣傳，我成了一個新動物。
大家更關心出書賺不賺錢，當我告訴大家，出書的收入只有三萬塊錢，大家點點頭說，跟我想像的一樣，寫書不賺錢，還是要做正經事啊。
我能寫作，還是要感謝我老婆。老婆總說，學個技術才是正道。送外賣時，我想寫長篇小說，每天上午送外賣，下午寫作。老婆不滿，這小說又沒人保證出版。這樣的生活持續三個月，寫後記的時候忍不住哭起來，把音響打開，老婆還是聽到，把我抱住。
重回工廠，計劃半年寫好《在工廠夢不到工廠》，結果寫了兩年。老婆說工廠這點死工資，什麼時候才能把賬還完。
版稅到手，老婆說，寫作還是有點希望，一年多出幾本。
8月底去泉州鳥岸書店宣傳新書。朋友問會不會順便去工廠找工友。我說不去，去了會很奇怪，大家千里迢迢來泉州都是為了進廠，我來幹什麼？出書？工友好奇之餘一定會問，賺大錢了嗎？我還沒賺到錢，難以啟齒，不想丟人。
我不斷地在淘寶搜索「在工廠夢不到工廠」，不斷地問自己，為什麼銷量僅有一百多本？我的文筆很一般吧？我的外貌實在難以吸粉吧？工廠這個題材很偏門吧？我成了我討厭的那個人
。
敵意設計
前兩次送外賣我出過好幾次事故，我撞過別人，別人撞過我，主要是我撞別人。也有第三種情況。2021年秋天的一天，我辭去外賣工作，下班路上，不小心自己把自己摔骨折了，沒有工傷，自己兜底。
這一次盡量不那麼拼。我很少走機動車道，但我發現非機動車道並沒有安全多少，原因很多。很多非機動車道不寬敞，在不寬敞的情況下，有的路中央還安裝路障。有一回對面過來一輛電動車，我不確定他要走路障哪邊，遲疑之間，我的腿撞到路障
，淤青好幾天。我在網上搜索這種鐵柱路障，發現它叫警示柱，又叫防撞柱。明明撞人，怎麼還叫防撞？除了鐵柱，路上還有石柱，功能和鐵柱一樣。我注意到，有的鐵柱和石柱只剩下柱根，明顯是被人弄掉的。也許那人也被撞了，也許他嫌鐵柱的間距太窄。
在法院門口，我見到塑料的警示柱，矗立在非機動車道的中間，我摸了摸，好像是橡膠的，有一些彈性。這種警示柱好，設計這種警示柱的人，應該和我一樣注意到鐵柱和石柱的不安全。塑料柱既起到警示作用，撞到人也無礙。可是每次我經過法院門口的路障，心裡還是有些緊張，反覆在心裡的筆記本記錄：法院門口的路障不傷人。
我想做一個統計，一條馬路上有多少個警示柱。我選了一條較短的馬路：吉林街。從此，送外賣的同時，我開啟我的另一重身份，統計學家。
9月，外賣進入淡季。之前跑半天有一百塊錢，現在只有五十塊錢。既然做統計的成本已經下降五十塊錢，下午不送外賣了，做統計去。
馬路兩邊鐵柱和石柱交錯，所以我在吉林街上來回騎了四遍，才得到以下數據：鐵柱320個，石柱275個。
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我發現早有人研究這類問題。前人把這種對人不友好的公共建築稱作敵意設計。
「賣知識分子」我第一次知道這個概念，希望有更多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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