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現象」：美國民主危機的縮影
「特朗普現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特朗普的內外政策，二是其執政風格。二者都是反傳統的，都是對美國長期政策和主流政治風格的顛覆，簡言之，「特朗普現象」指的是特朗普以民粹主義和反建制的姿態上台並打破了美國傳統的政治格局和政治倫理的現象。
當地時間2025年11月5日，美國邁阿密，美國總統特朗普出席美國商業論壇。視覺中國 圖
具體來說，其政策的顛覆性體現在：一是經濟上的民族主義和反全球化，包括對外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稅，發動關稅戰以及追求製造業迴流和再工業化。二是反移民，美國歷史上有反移民的傳統，主要局限於社會層面和國會層面，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位總統像特朗普這樣如此仇視外來移民。三是在外交領域放棄自由國際主義政策。自威爾遜總統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主導思想是自由國際主義，把「捍衛」所謂的自由、民主和人權視為美國的外交目標，特別是冷戰結束之後，輸出民主、擴展「民主國家共同體」成為美國歷屆政府的外交政策。而特朗普上台之後，奉行的是「交易型」外交以及赤裸裸的現實主義和單邊主義：退出多個國際組織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多邊協定；對促進民主毫無興趣，反對在第三世界進行所謂的「國家構建」；威脅兼并格陵蘭、加拿大和重新奪回巴拿馬運河區，表現出赤裸裸的強權外交風格；不願意承擔所謂的「領導責任」和「國際義務」，淡化同盟關係。這些政策都是與美國傳統外交政策和風格背道而馳的。
特朗普的執政風格更是令人大跌眼鏡。他不是通過政府部門和正式機構而是通過社交媒體發布政策信息，在第一個任期內，其執政風格被稱為「推特治國」，第二個任期內改由「真相社交」平台發表意見和發布政策。其政策缺乏連貫性和長遠規劃，決策依賴直覺，經常出爾反爾，朝令夕改。特朗普還有強烈威權主義傾向，追求不受制約的專斷性權力。最令人不安的是特朗普不講起碼的體面，對政治對手進行人身攻擊、嘲諷和貶低，甚至不顧外交場合的基本禮儀，對他國領導人進行圍攻，乃至羞辱；在社交媒體上散布各種各樣的謊言和陰謀論，通過訴諸情緒而不是理性對普通民眾進行民粹式的動員。這種執政的風格突破了美國基本的政治倫理底線，帶來的是美國政治文化的粗鄙化，政治學者稱之為「無禮的政治」（politics
of incivility）。
在1954年6月9日參議院舉行的聽證會上，律師約瑟夫·韋爾奇（Joseph
Welch）憤怒地質問那位通過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的方式指控所謂「親共分子」從而掀起麥卡錫主義浪潮的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你難道沒有一點廉恥之心嗎？」實際上這句詰問當前也可以用到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成員身上。
那麼，美國為什麼會出現「特朗普現象」？一位完全沒有任何政治經驗、官司纏身，甚至被判有罪的政治素人何以能通過美國的選舉程序兩次成為美國總統？從本質上說，「特朗普現象」的出現是美國社會矛盾的集中爆發和美國民主危機的縮影，在某種程度上更是200多年前美國建國之父們擔憂的應驗。
國父們的擔憂：如何防止美國出現「暴君」？
要理解「特朗普現象」，需要回到美國的革命與建國時代。
從1776年獨立宣言的發表到1789年聯邦政府的成立是美國的革命與建國時代。在國父們看來，美國的建國是一場偉大的「共和試驗」——把啟蒙的理想變為現實，檢驗人類能否依靠理性，通過協商，而不是靠武力在廣袤的國土上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憲政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建立在人民主權而非君主主權之上，摒棄歐洲的「舊制度」，通過自治和法治的原則保證人民的自由。正如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第一篇中所言：
一個重要的問題留給美國的人民用他們的行動和範例來解決，那就是人類社會能否通過這個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還是永遠註定要靠偶然因素和武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體制。……倘若我們在應當扮演的角色上作出錯誤選擇，那就應該認為是全人類的不幸。
美國最重要的「國父」喬治·華盛頓也有類似的說法，他在第一任就職演說中說：「人類經過深思熟慮最後確定把自由聖火的保存和共和政府的命運寄托在交付於美國人民之手來進行的實驗之上」。
油畫《簽署美國憲法》，畫面描繪了喬治·華盛頓主持費城制憲會議的場景。
美國的「共和實驗」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業，特別是在全世界都實行君主制的時代，共和體制被認為是過時的體制，甚至遭到歐洲人的嘲笑。法國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基佐在1844年還問美國詩人詹姆斯·洛威爾：「你們的共和國還能存在多久啊？」國父們深知，共和體制本身有其脆弱性。這種脆弱性體現在它允許異見，甚至極端言論的存在，因為共和政府無法採取武力和高壓的手段來壓制公民的言論和表達的自由。共和體制容易出現派系之爭和黨派傾軋，因為結社自由是共和國公民的基本權利。共和體制也不利於抵禦外敵，因為共和社會的開放性會為外來影響打開方便之門，內部的分歧和爭論又容易導致對外來的威脅反應遲緩。更重要的是，共和體制的維護依賴積极參与公共事務、具有共和美德、見多識廣（well-informed）的公民，否則共和體制中的民主成分和選舉機制會導致野心家通過煽動非理性的民眾，利用民眾的激情上台，成為獨裁者和暴君。歷史上，雅典的直接民主演變為多數的暴政，羅馬的共和體制被凱撒那樣的獨裁者所顛覆，這些都是具有豐富古典知識的國父們引以為戒的歷史教訓。
因此，美國的建國者們在制定1787年憲法、構建共和體制的過程中非常擔心美國會重蹈希臘和羅馬的覆轍——共和國運行一段時間後走向多數的暴政或個人獨裁，導致「共和實驗」的失敗。他們尤為擔心野心勃勃的民粹煽動家利用人民的不滿情緒以保護人民的名義通過選舉程序上台，然後追求專斷性的權力，背叛人民的利益，甚至成為「暴君」，摧毀美國的「共和實驗」。
國父們在1787年費城制憲大會記錄、《聯邦黨人文集》、公開演講和私人通信中都表達了他們的擔憂，並提出了明確的警告。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明確談到「那些具有派系脾性，地方偏見和險惡企圖的人，可能通過陰謀腐敗或者其他手段先贏得民眾的選票，然後是背叛人民的利益。」
喬治·華盛頓在1796年發布的《告別演說》更是明確警告派系鬥爭會讓野心家利用民眾對混亂的恐懼，建立起獨裁統治，摧毀美國人的自由：
讓我以一種更全面的視角，以最莊嚴的方式警告你們，黨派精神通常會產生的有害影響。……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於所有政府中
……但在民眾形式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opular
form）中，它被認為是最強烈的，是這類政府真正最大的敵人。（黨派鬥爭導致的）混亂和苦難逐漸使人們傾向於在某個個人的絕對權力中尋求安全和安寧；遲早，某個主導派系的領袖或更幸運的領導者會利用這一機會，崛起為暴君，從而摧毀了公共自由。即使不相信會發生這種極端情況（這種事的確不應該發生），黨派精神的普遍和持續的危害足以使一個明智的民族有利益和義務去阻止和抑制它。黨派性總是在渙散人民的議會，削弱政府的行政機構。它以毫無理由的妒忌和虛假的警報使社會動蕩不安。它點燃一方的仇恨之火反對另一方，甚至煽動騷亂和暴動。
為了防止野心家上台、避免共和體制走向獨裁，國父們設置了四大「護欄」：
第一大「護欄」就是分權制衡。分權包括雙重分權，橫向的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分立，相互牽制，防止一個部門獨大。縱向分權指的是聯邦制，權力在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進行劃分，聯邦政府只負責外交、國防、州際貿易、印第安人事務等全國性的事務。跟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事務，則留給各個州來處理，各州在自己管轄的範圍內擁有不受聯邦干預的權力。這種雙重分權設計既能使聯邦政府有足夠的能力來管理全國性的事務，又能防止聯邦政府專權，侵犯人民的自由。用麥迪遜的話說，雙重分權的設計就是「把人民交出的權力首先分給兩種不同的政府（指聯邦和州政府），然後把政府分得的權力再分給幾個分立的部門。因此，人民的權利有了雙重的保障，這兩種政府相互牽制，而各政府部門又能自己控制自己。」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說，這是以野心來對抗野心來避免權力的過度集中和濫用。
第二根「護欄」是間接民主。很多美國歷史學家談到，從革命到制憲時期，美國的政治不是越來越激進，而是變得越來越保守。美國革命所激發出來的平等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激情到了制憲時期逐漸平息，制憲是一項相對保守的事業，精英們擔心過度的大眾民主會淪為暴民統治——就像蘇格拉底之死那樣。1787年的制憲者們普遍對大眾的理性能力抱有懷疑，他們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抑制美國革命激發出來的平等主義和民主主義激情。採取的辦法就是摒棄希臘的直接民主，而採取間接民主——代表制民主的方式。間接民主的設計在1787年憲法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聯邦參議員由州議會來選舉，而不是由州的普通選民選舉，而且任期時間較長（6年）。二是設立選舉人團制度，總統不是由普通選民一人一票來選出，而是由專門的總統選舉人（elector）來選出。各州選舉人（選舉人的數量與各州派往聯邦國會參眾兩院的議員數量相同）組成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投票選舉總統。至於各州選舉人如何產生，1787年憲法未做明確規定，在早期，各州的總統選舉人實際上是由州議會任命的。這一設計的目的是確保總統由各州的精英來選舉而不是由易受操縱的非理性民眾來選舉。這就相當於安裝了一層「過濾網」，過濾掉大眾的激情，以防止民粹野心家通過煽動民眾獲得最高權力。也就是說，按照國父們最初的設計，總統是由少數精英——專門的總統選舉人選出的，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一人一票由普通選民選出的。
第三個護欄是保障個體的自由和權利以培育強大的社會。憲法前10條修正案以否定的形式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法律來剝奪個人的自由，而且還規定凡是沒有授予聯邦政府的權力都由各州和人民保留。憲法明確規定保障公民個人權利的目的是讓公民個人通過結社和自治的方式形成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來對抗可能會濫用權力的聯邦政府。憲法修正案規定個人持槍的權利不被侵犯，也是出於這方面的考慮。我們知道美國不僅有強大的聯邦政府，還有強大的公民社會，這是建立在個體權利受到嚴格保障基礎上的。以社會對抗暴政是國父們的一個重大憲法設計。
第四根護欄是培養共和美德。不同於前三個護欄的外在約束，培育共和美德屬於內在的約束。大多數國父們都相信，共和國無法依賴自私自利、缺乏公共精神的個體而存在，沒有道德約束和公共精神的共和國是無法長期維持穩定的。特別是政治精英必須擁有共和美德，即：節制私慾，把公共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忠誠於憲法和法律而不是個人。而共和美德的培育依賴教育和宗教。喬治·華盛頓對此尤為重視，他在告別演說里特彆強調公民美德和宗教的作用，認為「在一切通向政治繁榮的品格與習慣之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支柱」，「沒有宗教原則的支撐，國家的道德不可能長久維持」。在國父們的觀念中，共和美德是共和國的基石，公民的德行一旦墮落，體制設計得再完美也難以維持。
從1789年到2016年，國父們設計的四大護欄成功地阻止了暴政的出現，美國沒有出現野心家依靠煽動民粹當選總統的情況。儘管也出現一些政治人物濫用權力、破壞美國民主的例子，較為嚴重的有麥卡錫主義和水門事件，但這些破壞都是局部的和短時間的，很快就修復了，而且無論是理查德·尼克松總統還是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都不是利用民粹情緒上台的。
當地時間1974年7月29日，美國華盛頓特區，司法委員會彈劾小組會議，聽取與水門事件有關的證據。視覺中國 圖
可是到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形勢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0多年前國父們的擔憂部分現實化，具有強烈民粹色彩和威權主義傾向的特朗普居然兩次當選總統。特朗普的執政風格（特別是第二個任期）已經與國父們的警告非常相似，包括：散布各種陰謀論和謊言；通過社交媒體動員煽動民粹情緒上台；上台後追求不受制約的權力，破壞美國的分權制衡體制；攻擊主流媒體，壓制言論和新聞自由；煽動仇恨情緒，激化社會撕裂和黨派對立；通過安插聽命於自己的官員和施壓的方式損害聯邦行政體系的專業性和中立性；抨擊推翻其行政命令的聯邦法官，將司法部武器化，損害美國的司法獨立；不承認大選結果，破壞美國的選舉制度。喬治·華盛頓1796年的警告彷彿就是為特朗普量身定做的：「用虛假的警報使社會動蕩不安」——濫用1977年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發動關稅戰，動用國民警衛隊到各州對移民進行抓捕；「點燃一方的仇恨之火反對另一方，甚至煽動騷亂和暴動」——指責反對他的主流媒體為「人民公敵」，煽動對民主黨的仇恨，鼓勵支持者在2021年1月6日衝擊國會山以阻止對2020年大選結果的認證。
概言之，國父們關於可能會有煽動者冒充人民的保護者獲取權力並威脅美國的憲政體制的擔憂在200多年後竟然部分變為現實。
四大護欄為什麼未能阻止特朗普上台？
特朗普之所以能兩次上台執政，是因為前文提及的國父們所設計的防止出現「暴君」的「護欄」出現了問題。除了分權制衡體制雖然也受到特朗普的挑戰但還大體完好外，其他三根護欄要麼已經被拆除，要麼受到削弱和鏽蝕。
被拆除的護欄是旨在過濾大眾激情的間接民主制。首先是選舉人團制度的變化。在早期，各州的總統選舉人多由州議會選出，而且選舉人可以自由投票，不需要遵從本州選民的意志。但是從19世紀30年代「傑克遜民主」時期開始，選舉總統的選舉人開始逐步改由各州的普通選民選出，而且選舉人必須遵從所在州普選的結果，不再能自由投票。也就是說，總統選舉形式上還是間接選舉（形式上由各州的總統選舉人在總統大選年12月第二個星期三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一最終投票選出總統，轉年1月6日由國會兩院聯席會議正式統計並認證），但實質上已經是直接選舉了——選舉人團投票和國會開票已經變成一種憲政儀式，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選民在選票上勾畫的是各政黨推薦的總統候選人的名字而不再是選舉人的名字。其結果就是國父們所設計的旨在過濾大眾的激情和非理性的過濾網——間接民主制——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了。不僅如此，在兩黨黨內初選過程中，總統候選人也開始通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而不再採取早期那種由本黨大佬決定總統候選人的形式。選舉人團制度和黨內初選制度的改變導致政黨候選人越來越需要迎合普通黨員的訴求和需要，更容易受到民粹力量的影響。1917年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聯邦參議員由各州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取代此前由州議會選舉的制度。這些事態表明民主化潮流已經讓國父們最初設計的間接民主體制不復存在。
那麼，為什麼選舉人團制度的變化早在19世紀中期就發生了，直到2016年才出現國父們所擔心的情況呢？這主要歸功於媒體發揮了篩選和過濾的作用。在社交媒體出現之前，《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以及NBC、ABC、CNN等精英媒體控制著美國的輿論，這些媒體的從業人員受到嚴格的專業訓練，本著專業精神和客觀中立的原則進行報道。同時美國媒體生態的高度競爭性促使這些媒體珍視自己的聲譽，一般不會散布謊言和陰謀論，更不會把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打造成全國性的政治人物。這種媒體生態讓主流媒體起到了過濾民情的作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煽動家崛起為全國性的政治領袖。從美國立國到21世紀初期，精英媒體作為「第四權力」在監督公共權力、防止民粹主義壯大、維護美國民主體制穩定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近年來，媒體生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最重要的就是社交媒體的興起和傳統主流媒體的衰落。最新的民調錶明，仍然相信主流媒體並通過主流媒體獲取信息的人越來越少（有報道稱只有不到10%的美國人還信賴主流媒體），絕大多數美國人都通過社交媒體來獲取信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興起也導致所謂的後真相時代的到來。各種假信息和陰謀論到處流行，獲取真相越來越困難，人們甚至已經不在意真相。在很多人眼裡，媒體的價值已經不是提供事實和真相，而是獲取情緒價值。這為野心家和民粹分子進行草根動員提供了絕好的機會。特朗普兩次都是藉助社交媒體競選成功的，特別是在2024年的大選中，社交媒體的作用尤為巨大。可以斷言，沒有社交媒體的崛起，就沒有特朗普的上台。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各種陰謀論、極端言論、謊言和所謂「另類真相」的匯聚地和憤怒、妒忌、仇恨等情緒的發泄口，成為滋長反智主義的溫床，民主治理所需要的理性辯論和溫和的聲音越來越稀缺。用奧巴馬的話說，社交媒體已經對美國民主構成巨大威脅。實際上歷史上的每一次通信技術革命都會對民主體制構成衝擊。想像一下，沒有無線電廣播技術，希特勒不可能上台。正是收音機讓希特勒散布種族主義仇恨的煽動性演講傳遍德國。而約翰·肯尼迪能成為美國總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電視的發明和普及，1960年尼克松和肯尼迪的電視辯論——美國歷史上首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極大地提高了肯尼迪的支持率。
1960年9月26日，美國芝加哥，副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和參議員約翰·肯尼迪在總統候選人全國電視辯論中交鋒。視覺中國 圖
被削弱的那根護欄是美國的公民社會。近年來美國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撕裂，極大地削弱了美國社會抵禦專權和暴政的能力。全球化進程在帶來財富巨大增長的同時也導致美國嚴重的貧富分化，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在全球化時代表現得淋漓盡致，有研究表明近年來美國社會經濟不平等程度是鍍金時代以來最嚴重的。一面是享受全球化和新技術革命紅利賺得盆滿缽滿的商業和科技精英，另一面在全球化進程中失業、破產，乃至失去家庭的銹帶藍領工人和農民。除了經濟上的巨大分化外，還有文化上的極化：一面是堅決捍衛少數族裔和LGPTQ權利、保護非法移民、堅持「政治正確」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左翼自由主義者，另一面是深感自己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脅、強烈要求回歸傳統基督教價值觀的中西部「紅脖子」和保守的「右翼」。嚴重的貧富分化和日益激烈的「文化戰爭」帶來的是美國社會的巨大分裂，出現所謂的「兩個美國」。「兩個美國」彷彿是兩個獨立的國家，在意識形態、身份認同、利益追求等基本問題上缺乏共識，其結果就是美國社會的組織能力和內在的改革慾望大大降低。一個陷入嚴重分裂的社會是無法採取強有力的一致行動，去抗衡政府的濫權和矯正美國的弊病的。從歷史比較的視角來看，美國現在與19世紀晚期的「鍍金時代」非常相似——貧富分化、財閥政治、政治腐敗、城市衰敗、民粹崛起，但美國社會卻遲遲沒有進入「鍍金時代」之後的進步主義時代。實際上，當下的美國非常需要一場進步主義改革來解決美國社會中的種種問題。但是，我們看不到美國社會還有這樣的能力、動力和土壤。最近發生的全國範圍內「不要國王」的遊行似乎表明美國社會的抵制能力並沒有完全消失，也就是說，強大的公民社會這根美國民主的護欄尚未倒塌，但已經出現了裂隙。
最後一根護欄——共和美德現在怎麼樣了呢？應該說，這根護欄也出現了問題，至少已經出現了鏽蝕——共和美德在流失。特朗普這樣嚴重缺乏公共德行的人能夠兩次成為總統，這在19世紀和20世紀都是不可想像的。這表明美國社會已經不大在意政治人物的德行。我們看到特朗普的內閣充斥著阿諛奉承之輩，內閣會議成為吹捧特朗普的賽場。不僅行政分支的官員不敢批評特朗普的「亂政」，國會中的共和黨議員也緘默不言，對特朗普的濫權行為聽之任之，甚至對特朗普突破政治倫理底線的行為也不敢出聲批評。這在以前是從未出現的現象，表明美國政治精英德行的敗壞不是個別的現象。這與水門事件中美國政治精英的表現形成鮮明的對比。水門醜聞最初被媒體曝光之後，國會強烈要求對該事件是否涉及尼克松總統進行調查，當時司法部任命阿奇博爾德·考克斯為特別檢察官來專門負責調查水門事件。考克斯對此案窮追不捨，令尼克松非常惱火。尼克松命令司法部長埃利奧特·理查森撤換考克斯，但理查森拒絕執行並選擇辭職。副部長威廉·拉克爾肖斯接替理查森擔任代理司法部長後，尼克松提出同樣的要求，拉克爾肖斯也拒絕執行並辭職。當時國會的共和黨領袖也都拒絕支持尼克松，認為如果尼克松被彈劾，根本沒有勝訴的可能。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尼克松選擇辭職。這表明，尼克松的親信們和共和黨的同僚忠誠的是美國的憲法和法律，而不是尼克松總統個人，寧可丟掉官職也不屈從總統的無理要求。這正是共和美德的體現，而當前我們在共和黨精英中幾乎看不到這樣的人物。
那麼，為什麼共和美德會流失？
首先是政治極化導致對黨派和領袖的忠誠取代了對制度的忠誠。過去美國的政治精英們即便屬於不同黨派，也共享一套基本遊戲規則，而在目前高度極化的環境中，精英的主要忠誠對象變成了本黨領袖，因為違背本黨領袖意味著政治生涯的終結，特別是在特朗普追求個人領袖化的背景下，共和黨人若公開反對特朗普，很快被黨內選民淘汰。其結果就是對個人的效忠取代對憲法和法律的忠誠，這是當年國父們最為擔心的。忠誠於制度而不是個人和政黨是共和美德的基石。此外，在高度極化的環境下，很多選民已經不再在意候選人個人的品德，而是把特朗普這樣的政治人物視為對抗對手和敵人（極端右翼把民主黨視為敵人）的工具，認為特朗普無論有多少缺點，都是「自己人」，都比民主黨人當選好。
其次是民眾強烈的反精英主義心理。兩黨的建制派精英越來越脫離民眾，成為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在民眾看來，傳統政治人物表面正直，實則虛偽，不過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公開場合說著冠冕堂皇的好話，背地裡干著不可告人的勾當。特朗普雖然粗俗、無禮、自戀、口無遮攔，但這是「真性情」，沒有建制派精英的那種偽善。特別是底層白人有著強烈的焦慮感，深感自己社會地位下降和經濟上被剝奪，對未來極度缺乏安全感，並對兩黨建制派精英異常憤怒，希望能有「強人」來保護自己，因此不在意「強人」的政治品格與德行。其實民眾沒有想過的是，這樣的領導人固然暫時可以打破建制派對權力的壟斷，但帶來的卻是美國憲政文化的劣質化和粗鄙化，損害的是美國的聲譽和整體的國家利益，同時這種缺乏起碼共和美德的政治人物能否真正捍衛底層民眾的利益也是大有疑問的。
第三是消費主義和物質文化的泛濫導致年輕人對公共事務不再感興趣。在這個社交媒體，特別是短視頻泛濫的時代，人們不再關心公共事務，而是沉浸於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帶來的短時快感和感官的享受中。其結果就是個體喪失獨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維，追求即時滿足與短期主義，缺乏公共參與精神。這種情況與19世紀甚至20世紀前期都大不一樣，那時候很多精英認為服務大眾、參與公共生活是人生成功的標誌，是幸福的來源。大眾消費主義的泛濫和娛樂時代的來臨逐漸摧毀了美國政治文化中的貴族氣質、紳士精神和理想主義責任感，加劇了共和精神的衰落。
那麼，未來會怎麼樣？
預測未來是非常困難的，也是一種冒險。歷史學的任務不是預測未來，而是重建過去。但是，預測未來是人們的心靈習慣，大家也很關心美國的未來和民主的命運。關於美國的未來走向，特別是特朗普執政給美國體製造成的破壞能不能得到修復，有悲觀的看法，也有相對較為樂觀的看法。悲觀派認為未來特朗普會持續侵蝕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共和黨將完全特朗普化，國會和法院無法對特朗普的濫權構成制約，民眾對總統選舉合法性的認可會持續分裂，美國可能成為「競爭性威權主義」體制（有選舉形式，但是實際上淪為強人政治），國際信譽持續下降，部分盟友去美國化。根據這一預測，美國民主體制修復的時間需要20年以上。樂觀派則認為聯邦法院、州政府和國會在關鍵的時刻會堅持獨立性，共和黨內部可能會分裂出反特朗普的人士，公民社會和媒體將繼續揭露和抵制特朗普的破壞，美國基本的憲政框架將不會被動搖，國際信譽也會得到部分恢復（但難以回到二戰後、冷戰後的巔峰期）。根據這種較為樂觀的預測，美國民主體制的修復時間大概是十年左右，也就是需要至少兩屆總統任期。
我個人認為第二種可能性略大一下。
[本文整理自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立新於近日在中山大學（珠海校區）所做的演講，整理過程中得到了中山大學歷史學專業本科生劉暢、繳心一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