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已經19個月了！」1969年2月21日，身在北京的英國記者安東尼·格雷在看守的監視下在日記中寫道。
格雷的遭遇引發轟動——他被單獨囚禁在原住所內僅約六平米的房間里，折磨持續了近八個月。這是中國對英國殖民當局在香港監禁八名親中記者的報復行動，這些記者被指控參與了島上的反英騷亂。
「顯然我必須準備迎接又一段漫長、漫長的煎熬，」路透社記者格雷當天寫道。「短時間內看不到什麼希望。」
到1969年10月獲釋時，他已被關押超過兩年，在世人眼中成為了中國閉關自守的象徵，同時也代表著文化大革命激起的排外狂熱，以及英國人的頑強堅韌。
格雷於10月11日在英國諾里奇的一家養老院去世。享年87歲。路透社宣布了他的死訊，稱他患有帕金森病。
從中國回到英國後，格雷在BBC擔任播音員和記者，事業有成，創作了10部小說，其中包括以注重細節而備受讚譽的宏大歷史題材作品。
按理說，格雷應當能憑藉中國外交部頒發的正式記者證獲得一定程度的保護。via Grey family
倫敦的一個舞台設計師按照格雷被關押的那個房間製作了一個等比例模型。格雷說，當他走進去並關上門拍照時，「逼真程度令我震驚。」via
Grey family
被囚禁的經歷一直困擾著他，被鎖在一個小房間里的煎熬歲月彷彿從未停止。「從房間的一頭到另一頭的洗手間，只能走八步半，」他早些時候寫道。「看守一直盯著。」他的牢房曾經是他的司機午休的房間。
看守們把窗戶塗上了漆，以強化他的隔離狀態，儘管最終有一扇窗戶被部分打開了。幾個月後，他被允許在大樓的院子里短暫散步。在英國同意釋放被扣押的八名記者和另外13名中國公民（中國稱這些人是「報社工作人員」）之後，他也獲釋。
時年29歲的格雷是路透社資深外派記者。1967年7月21日，他赴華任職僅四個月便被外交部傳喚，被告知因英國在香港實施「法西斯暴行」，即日起他將被軟禁於住所。
8月18日，大約200名紅衛兵衝進他位於紫禁城外的房子，大喊大叫。他們反剪格雷的雙臂，讓他彎下腰，給他塗上黑漆，當著他的面把他的貓明明（音）弔死。
「當貓的屍體被放下來時，人們大聲喊道：『弔死格雷！弔死格雷!』」格雷後來在日記中寫道。寫日記時，他已經被關在這個成為牢房的房間里，牆上張貼了讚美毛澤東、譴責美帝國主義的宣傳海報。
格雷在被囚期間竭盡所能堅持用速記寫日記。via Grey family
30多年後，格雷決定出版他用一小段鉛筆速記下來的秘密筆記，為了不讓看守看到，當時他把它們夾藏在宣傳雜誌《北京周報》(Peking
Review)里。
整理這些陳年筆記將他帶入了「一個幽暗的深淵」，其女露西·格雷在他逝世後接受BBC採訪時回憶道。她說父親陷入了嚴重抑鬱，「整整一年不出門」。他多年抗拒看精神科醫生，後來終被確診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
筆記於2009年出版，名為《人質生存指南：兩年中國囚禁歲月秘錄》(The Hostage Handbook: The
Secret Diary of a Two-Year Ordeal in China)。
本書對格雷與孤獨、抑鬱和絕望的鬥爭做出了痛苦而驚人的記錄，也見證了他是如何竭力維持理智的。
囚禁到兩個月時，他寫道：「周六是『必勝意志日』。昨日下午屋外新裝的高音喇叭突然響起，京劇與咒罵詭異地交織在一起。」這種外界的噪音就是為了折磨他。
一周後，格雷寫道：「今日一度癱倒床榻，深陷絕望。」
為抵禦抑鬱，他建立起種種日常儀式：仔細記錄生活中的微小細節——午餐配給的蘋果、看守偶爾准許他進入樓上的藏書室、下雨時佇立在院子里。
「天曉得我是如何撐下來的，」他在1968年1月19日寫道，「只因除自戕外別無選擇，而自絕之念實難設想。我太熱愛生命了。」
英國的家人持續施壓，以及那13名被囚禁的中國人獲釋，終於為他換來了自由，他蹣跚地走出囚室，眨著眼、滿臉茫然。他向路透社在倫敦的總經理傑拉爾德·朗發去一份簡短的電報。電報的語言風格完全是經典的新聞電訊語調：
「格雷自北京電告傑拉爾德·朗：外交部於當地時間15時通知，自1967年7月21日起行動自由全面恢復。吾體無恙，請轉慰家母。電文完。」
在格雷被囚禁期間，他的母親阿格尼絲（中）是向英國政府遞交請願書代表團的成員之一。via Grey family
1969年10月獲釋後不久的格雷，攝於北京。經過兩年多的囚禁，他在世人眼中成為了中國閉關自守的象徵，同時也代表著文革激起的排外狂熱，以及英國人頑強堅韌。via
Grey family
安東尼·基思·格雷1938年7月5日生於諾里奇。他是阿爾弗雷德·格雷與阿格尼絲·格雷（娘家姓布倫特）的兩個孩子之一，父親是給人開車的，母親在商店工作。父母離婚後，他由母親撫養長大。
安東尼曾就讀於諾里奇文法學校，但16歲就離校加入了英國皇家空軍。在學校翻譯維吉爾作品時培養的敘事熱情使他在1960年退伍後加入了諾里奇的《東方日報》。
不久後，他加入路透社，被派駐東柏林負責東歐地區報道。1967年初，他高興地接到調令，被派往北京。當時正值毛澤東發動的十年文革之初，他是中國首都僅有的四名外國記者之一，也是唯一的英國人。文革期間，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遭到迫害。
獲釋後的格雷面色蒼白、神情猶疑，卻儘力表現得正常。「在單獨囚禁兩年後突然獲釋的情緒波動會影響新陳代謝等機能，」他在記者會上冷靜地向媒體表示。
隨後，他寫下了自己的囚禁回憶錄《北京人質》（Hostage in
Peking，1970年）。上世紀70年代，他在BBC國際廣播服務擔任主持人，並為該廣播公司製作紀錄片。
他還寫過一部暢銷的歷史小說《西貢》（Saigon，1982年），講述20世紀的越南；以及一部非虛構作品《首相曾是間諜》（The
Prime Minister Was a
Spy，1983年），該書聲稱澳大利亞前總理哈羅德·霍特曾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該書因偏頗且研究不嚴謹而受到批評。
1988年重返中國拍攝紀錄片時，格雷偶遇當年看守。「實在是很遺憾，」對方告訴他。「那並非針對您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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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via Reuters
1988年重返中國拍攝紀錄片時，格雷偶遇當年看守。「實在是很遺憾，」對方告訴他。「那並非針對您個人。」
露西·格雷告訴BBC，到那時她的父親「已經完全沒有怨恨了」。
格雷於1996年為BBC製作了一部關於不明飛行物的廣播紀錄片，並開始成為法國UFO邪教領袖克洛德·沃里永（人稱拉埃爾）的追隨者。他還創立了一個慈善機構，幫助其他曾經淪為國家人質的受害者。
除女兒露西外，他身後還留下了另一位女兒克拉麗莎·格雷及兩名孫輩。他的妻子雪莉·麥圭恩，也就是他在囚禁期間急切等待來信的那位女友，已於1995年去世，臨終時兩人已分居。
1969年獲釋初期的記憶始終銘刻在格雷的腦海里。如同被囚期間一樣，他依然執著於保持鎮定。
「1969年10月初，在被關押兩年多之後重獲自由的那段北京時光，即便到現在，依然以一種奇異、濃烈、如夢似幻的方式存留在我的記憶里，」他在《人質生存指南》中寫道。
「那感受既令人振奮，又叫人無措，更教人難以承受，」他還說。「但我發現自己不得不竭盡全力向旁人隱藏這些情緒——因為我最渴望的，就是被視作『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