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一則關於鄭州短劇導演高俊「過勞猝死」的消息在業內流傳。一周後，高俊家屬在社交媒體發布「突然離世的短劇導演的妻子的自述」一文引發了廣泛關注。
娛樂資本論第一時間聯繫了高俊的妻子王飛、以及出面為高俊導演談判後續賠償的表哥余珂。在他們的講述中，我們得以還原整件事情的過程：
10月14日至18日，高俊在鄭州大志影視基地拍攝一部海外短劇，僅用4天殺青。據妻子王飛稱，拍攝期間，高俊日均工作17小時，每日微信步數在10000步以上。
殺青後，高俊在河南開封的家中處理後期相關的工作。10月20日下午4點40分，高俊被妻子發現倒在衛生間內，送往醫院急救，18點21分被宣告因心梗病發去世。
高俊去世後，家屬嘗試聯繫高俊所在劇組的承製公司——河南花某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該公司相關負責人劉某稱，擬按1000元/天的標準結算工資，共發放5000元工資，再補償1000元交通費，再額外拿出10000元作為撫恤金。
據家屬反饋，因雙方未簽署書面勞動合同或項目合約，該工資標準暫未通過書面文件核實。
一位在廣告行業打拚多年，在家屬口中日薪片酬30000到50000的資深導演，如何回到鄭州成為1000/天的短劇導演？這位剛剛進入短劇行業的導演，又怎麼倒在了自己執導的第一部短劇里？
他的經歷到底是個例還是整個短劇行業的縮影？在家屬的帖子下面，許多短劇從業者感同身受背後，是當下短劇怎樣的工作生態？
娛樂資本論試圖通過高俊的事件，以及三位短劇從業者的親身經歷，讓短劇飛速發展中「卷生卷死」的現狀被看到，讓聚光燈背後「人」的真實處境被關注。
轉行的廣告導演，倒在他的第一部短劇里
讓高俊倒在工作崗位上的這個項目，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部擔任主要導演工作的短劇。
今年5月，44歲的高俊正式入行短劇，在此之前他從事過紀錄片拍攝，後主要拍攝TVC廣告。妻子王飛告訴娛樂資本論，對於影視行業，高俊一直有自己的堅持和熱愛。
「他曾經專門跑去中國傳媒大學進修了一年，旁聽了幾年，為了拍攝工作，也曾輾轉北京、廈門、深圳等地。」
「新片場」是一個眾多廣告片或影視導演認證資料的地方，高俊在這裡的主頁涵蓋了各種類型的廣告片。從三星、奧迪的產品宣傳片到遊戲和平精英TVC，再到與沈騰、於朦朧、白敬亭等多位知名藝人合作的傳統廣告內容，高俊所掛的都為「導演、編劇」等核心職務。
據王飛回憶，當時高俊拍攝廣告時單片報酬大約在3-5萬元之間，疫情前，其收入較為穩定。疫情之後，與許多廣告從業者轉行到短劇一樣，高俊面臨著廣告行業不景氣，項目減少，收入不再穩定的狀況。另一方面，他還多了一份來自家庭的壓力。
「他是家裡的支柱，我在事業單位上班，家裡有兩個女兒，大女兒10歲，小女兒6歲，高俊上面還有年近70的母親要養，除去日常開銷外，家裡還有房貸要還。」王飛說道，在此之前，無論是高俊本人還是其家人，對於短劇行業的情況都知之甚少。
今年8月，高俊曾進入鄭州一家頭部短劇公司的項目，從事輔助性的拍攝工作，「他說是跟著這個劇組觀摩幾天，跟著上手拍攝，相當於邊學邊拍。」在這期間，他工作了8天的時間，最終公司給結算了2萬塊錢的工資。
在拍完這部短劇後，9月高俊與花某某公司負責人劉某經朋友介紹取得聯繫，雙方約定10月14日至10月18日進行海外短劇的拍攝。在王飛提供的聊天記錄上，這個短劇項目組的工作群被命名為「巴西葡萄牙語10月14日開機」。
在離開家之前，高俊還跟自己的大女兒說「要去拍一個巴西的演員。」
去年8月，娛樂資本論在海外短劇相關稿件中曾接觸過花某某公司負責人劉某。那時他已經在拍攝海外短劇，並向小娛坦言：「行情不好，騎驢找馬。你不幹就會被淘汰，公司還有員工要養著。你干，就可能會生存下來。」
當時
花某某拍攝短劇的基本節奏是每半個月一部。時隔一年後，這個周期被壓縮至4天。事件發生後，娛樂資本論多次嘗試聯繫劉某，電話始終無法接通。
該圖片可能由AI生成
AI作圖 by娛樂資本論
高俊過勞，是行業個例嗎？
從妻子王飛提供的工作群截圖來看，10月14日到18日期間，劇組場務、製片每天分享拍攝點的時間為早上7點，收工後給出第二日車輛行程的時間為晚上1點半之後。10月16日晚上12點，聊天記錄顯示劇組仍在轉場。
這些信息，讓高俊家人們推測其每日工作時間都在17小時以上。「從劇組回到酒店路上也要時間，除去這些一天的休息時間可能只有3、4小時。」
高俊回家後，曾向妻子說過自己有「腳疼」的癥狀，和表哥余珂通話時也提及「非常累」。
阿風是一名演員助理，回憶起劇組日常，他表示每天清晨三點鐘起床，晚上十點多才能結束工作，每天的工作時間基本上都在15小時以上。
「我們是在鄭州郊外拍攝，每天早上就要打車前往拍攝基地，車程就需要一個小時。現場布置好之後，我們才開始拍攝，中午的休息時間也只有一個小時。很多時候沒有地方休息，只有一個小凳子可以坐下。」
「拍攝常常熬到凌晨，甚至是連續拍攝一夜，根本沒有休息時間，第二天繼續上工。」劇照師李明稱，部分短劇劇組工作強度超出其個人承受範圍，後續選擇不再參與劇組拍攝。
現在李明退出了短劇行業的拍攝，只接一些現場活動的照片拍攝。
在短劇劇組中，一人身兼多職是常態，往往一個導演同步還要做執行、統籌等工作。
文文告訴娛樂資本論，她曾在一個組裡擔任演員統籌兼演員副導演，既要根據劇本招募演員，又要現場負責演員的跟戲，「這是兩個人的活，但是最後是我一個人完成，所以就沒得睡，工作量巨大。我一般在橫店、杭州這種地方工作，平均的工作時間是16-18小時。」
（圖源：高德地圖 街景）
短劇拍攝基地是一個又一個不同場景的房間，所有場景基本不會離開同一座樓，場與場的距離就是換一個房間的距離，在這樣的情況下高俊日均過萬的步數，是他在片場片刻不休的證明。
即使是在殺青後，作為主要導演的高俊也沒能停下來。19日晚上，王飛10點多睡覺前，仍看到丈夫在書房工作，根據聊天截圖顯示，在高俊去世當天中午，其仍然在處理短劇後期的工作。直至當天下午4點，被王飛發現倒在衛生間，送往醫院。
出事後負責與承製公司花某某溝通的，是高俊的表哥余珂，「高俊家裡現在也沒個男的，他老婆對這些事情也不太擅長，我也看不過去這個事，怎麼能一聲不響地就這樣算了。」
王飛表示，「出事之後，劉某還有劇組的人來弔喪，我們只在殯儀館附近飯店見了一面，說了兩句話，之後的一周都沒有再聯繫過。」一周後，由高俊的表哥余珂出面主動聯繫了對方，談及賠償的事項。
「最開始打第一個電話的時候，劉某的態度還很好，說是要找一個行業的高標準的工資來發放，並且說的也很好，說會跟公司申請撫恤金等等。」
在第二次的溝通中，對方轉變了態度，「第二次電話回過來之後，他說的跟前一天說的可就差太多了。劉某說是按照副導演的標準，工資是一天1000塊錢，加上交通費一共6000元，額外撫恤金的話是1萬塊錢，然後別的就再也沒有了。」高俊表哥說道。
在高俊與劉某的聊天界面，以及劉某與高俊家屬的溝通中，都沒有任何勞動合同、項目合同等文件內容的出現。高俊的薪酬究竟多少，除了劉某口頭溝通的1000元/天，家屬並未找到確切的其他證明。
後續高俊表哥再次跟劉某打電話時，對方的態度也依舊強硬。雙方溝通四次，依然沒有達成共識，後續劉某也未再主動聯繫過高俊家屬。
在娛樂資本論向上述短劇從業者了解情況時得知，普遍的導演、及副導演的價格不可能僅僅1000元/天的。阿風透露「導演崗位，正常都要1萬元以上1部劇。」
這場變故讓高俊的家庭瞬間陷入混亂與悲痛。16000元的賠償對於既有房貸要償還，又有兩個女兒、一個老人要撫養的家庭來說，聊勝於無。
在出事前，高俊大女兒一直在上小提琴課，「她是五歲多開始學的小提琴，現在因為沒有爸爸了，這筆開支我一個人很難承擔，所以就不再學了。」王飛對河豚君談及女兒時，聲音越來越小。
短劇繁榮之下的「卷」與「亂」
近兩年，鄭州在短劇這一領域迎來了爆髮式發展。
截至去年年底，鄭州全市微短劇製作企業已超過820家、從業人員達3萬人，市場規模突破23 億元，各類拍攝基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被稱為「豎店」。高俊所拍攝的大志影視基地，就是位於一個叫黃崗廟村的村莊，大量村民在基地外撐起了小吃攤。
數據顯示，鄭州日均開機約100部，每分鐘成本控制在2500元以內，綜合成本比浙江金華（橫店）等其他城市低10%~20%。因為這幾萬部的年產量，整體帶動了鄭州如「聚美航空港豎屏電影基地」「新鄭木馬影視基地」等十幾家基地。其中大志基地負責人在採訪中也提到，基地全部投產入駐後，預計產業園整體年營收或超10億元，稅收不低於5000萬元/年。同時也將帶動新增就業不低於2000人。
鄭州，被視為2025年的「短劇第一城」。在這裡短劇拍攝的周期非常緊湊，單劇完成周期僅7~15天，甚至像高俊所在的這個劇組已壓縮至4天。
演員助理阿風表示：「短劇通常拍五六十集，劇本簡單，拍起來也相對快捷，但工作量非常大。我的工作是輔助性的，拍攝的時候，我只需確保演員站位和場景的位置對得上，所以經常得比對上一場的畫面，然後讓演員復原位置。即使是每天在現場耗著，我也覺得好累。更別提那些需要盯全場的攝像和導演了，他們甚至連摸魚歇息的時間都沒有。」
這種極高強度的工作也帶來了身體上的沉重負擔。「每天晚上回到家，感覺整個身心都被掏空了，身體也感覺麻麻的。」身體的透支，加上休息時間的極度匱乏，讓阿風選擇離開劇組。「感覺這活很傷身體，撐不住了，最後就選擇不再做了。」
文文也對小娛提到相似的經歷，「有一次，我連續熬了好幾個夜晚，有天凌晨突然感覺到心臟劇烈跳動，胸口一陣陣窒息的難受，我從來沒有這麼真實地體會到身體的極限。」
短劇行業的薪資與工作強度的不平衡也讓工作人員感到無力。演員助理的月薪通常不到3000元。
劇照師李明的工資是500/天。上個劇組，他連續工作6天，墊付了到組的車費1000多元，殺青到現在，他既沒有收到發放的工資，也沒有收到車票的報銷：「最後我連去鄭州當面問公司要錢的車票錢都拿不出了。」
短劇劇組的工作安排和管理也存在許多不規範現象。三個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提到，對於短劇劇組的印象就是亂糟糟的。
「很多劇組的管理很亂，人員不固定，工期很緊，根本沒有明確的規範。」
「有些導演和製片人整天坐在辦公室指揮，工作總是拖延，導致很多人加班到很晚。工作人員很多，實際在幹活的人卻很少。住宿一般也是小旅館」
「很多劇組對於工作人員的身體健康保障做的也很差，吃的住的都不好，體力卻消耗很大，每天就吃點水煮土豆絲，水煮青菜，還有網上買的合成肉拌一拌，雖然劇組說是20塊錢的餐標，但是我感覺都不到5塊錢。」
與高俊的情況相似，3位受訪者都談到，在許多短劇劇組，工作人員並沒有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甚至很多組沒有任何醫療或安全保障。
李明所在的劇組甲方就沒有按時支付工資。「最開始公司承諾好支付工資，但最後拖欠了，他們不會給你任何合理的解釋，有時候直接就告訴你『公司賬上沒錢，有本事就起訴我』，這種事情我身邊朋友也有經歷過。」
對於個人短劇從業者來說，起訴往往意味著要投入更高的金錢和時間成本。對收入不穩定且工作繁忙的他們來說，維權顯得得不償失。
無論是失去生命的高俊，還是李明、阿風、文文，他們的生活也僅僅是冰山一角。在高俊朋友和妻子發的維權帖下，還有許多的短劇業內人士留下自己的工作日常，「熬大夜」「通宵」是評論中的高頻詞。
評論中，有人選擇離開行業，有人選擇繼續「卷下去」，畢竟，在傳統影視行業往下降的情況下，如高俊一般不得不轉型的人太多了，而短劇的繁榮或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仍會繼續，從業者們仍然想拼出個爆款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