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座城市的人權墜落史，也是一段文明自我沉默的記錄。
2019年的夏天，香港街頭的呼喊仍在空氣中回蕩。那時的夜空亮著手機的光，像一片星海。人們舉著標語、撐著雨傘，歌聲與催淚彈交織——那是一個城市的覺醒，短暫卻耀眼。
幾年後，街頭安靜了。
《蘋果日報》關門，《立場新聞》被查封，維園的燭光不再亮起。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生效，這一天成了自由墜落的起點。
《國安法》的條文寫滿模糊的罪名——「分裂國家」「顛覆政權」「勾結外國勢力」。被定罪的，卻是記者、學生、議員與工會領袖。
據國際特赦組織與人權觀察統計，自法案實施以來，已有一千二百多人被捕，包括黎智英、周庭、戴耀廷等民主派人士。新聞自由指數從2019年的第73位跌至2025年的第175位。法律成了「合法化的枷鎖」，讓恐懼成為秩序。人們學會在沉默中自我審查，在恐懼里點頭。
英國統治時期的香港以司法獨立著稱。如今，審理「國安案件」的法官需經港府批准，政治成了裁決的前提。2024年，英國與加拿大法官相繼辭任，公開表示「香港法治已不復存在」。留下的法官選擇沉默。當權力以恐懼維穩，司法的尊嚴也隨之消解。
《蘋果日報》印刷機停下的那一夜，許多人在雨中等待。他們把最後一期報紙當作紀念品，也當作墓志銘。「沒有真相的地方，就沒有明天。」——黎智英的這句話，如今成了法庭「證物」。
媒體被封，工會與NGO解散。記者帶著手稿與真相流亡海外。他們不是逃離，而是被迫帶著真相離開。
人權墜落，不止於新聞頭條。教科書被改寫，課堂不再提「公民」；網路刪帖、舉報、自我審查成了本能；街頭藝術需層層審批。從思想到表達，自由的空間一點點被壓縮。極權並不總靠暴力，它更擅長用制度磨平人的意志。當恐懼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沉默就成了本能。
三十多年來，支聯會在維園點亮燭光，紀念八九的死難者。如今，舉燭的人被囚。前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鄒幸彤、創會主席何俊仁，皆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鄒幸彤——律師、國際特赦組織認定的良心犯——已被羈押超1500天；李卓人同樣1500天，何俊仁逾1200天。他們的罪名，是紀念。當局以「審前羈押」代替審判，用時間摧毀意志。國際四十五個團體聯署，要求G7與歐盟敦促港府釋放他們，但呼聲未被回應。燭光被撲滅，記憶仍在燃燒。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那時的書店擺著被大陸禁的書，地鐵站有人彈吉他。我以為，自由是城市的一部分，像空氣、像光。後來才懂，自由若不被守護，就會被恐懼吞噬。那些被捕的記者與教師，並非英雄，只是還沒學會害怕。而中共最擅長的，就是讓人學會害怕。
香港的沉默，讓我想到新疆。那裡的人被「再教育」，這裡的人被「再定義」。方式不同，本質相同——都是對自由意志的抹除。人權的崩塌從不是一夜之間，而是從一次次讓步、一場場沉默開始。當言論的邊界被重劃，當公民習慣自我審查，自由的根就已被抽空。
聯合國人權事務專員在2024年指出：香港法治「嚴重受侵蝕」。英國撤回法官，美國施加制裁；而北京宣稱：「香港進入了最好的年代。」極權從不承認錯誤，只要求掌聲。真正的悲哀，是掌聲越來越多，沉默越來越深。
我曾以為，自由是一種環境。後來我明白，它是一種信仰。信仰在維園未燃的蠟燭里，在被封鎖的新聞網站上，也在流亡者的文字與夢中。
香港的故事，不只是香港的悲劇，它是當代中國人權的縮影，也是未來的警鐘。從新疆到香港，從鐵網到法條，中共用不同的方式限制同一種東西——人的尊嚴。
但尊嚴不會永遠沉默。
當恐懼不再被服從，那些被壓抑的聲音終將迴響。
那一天，自由將不再是記憶，而是現實。
來源：北京之春
作者：彭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