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春天》之後的故事，有告別，有回歸，也有歌聲。
2019
2019年春節，住在貴州獨山縣迎春巷的一家人正在準備過年，小兒子在家門口貼春聯。有兩個陌生人走了過來，打量了好一會兒，然後興奮地跑來合影：「就是這家，這家就是《四個春天》！」
2019年1月4日，陸慶屹執導的紀錄片《四個春天》正式上映。這部影片記錄了這個普通中國家庭的日常，也讓無數觀眾認識了這個家庭的每一位成員——父親陸運坤、母親李桂賢、姐姐陸慶偉、大兒子陸慶松、小兒子陸慶屹。
父親陸運坤是物理老師，喜歡音樂，精通各種樂器；母親李桂賢有一副好嗓子，喜歡大笑，隨時隨地都能唱起歌來；女兒陸慶偉和大兒子陸慶松都是山裡最早的大學生，陸慶偉上世紀80年代畢業分配去了瀋陽，後來又風風火火下海做生意，2014年因為肺癌去世；陸慶松10歲便被選拔入京讀音樂預科，作曲系畢業後20歲就在清華大學教音樂，後來從清華辭職，「隱居」在距離北京市中心四十五公里的地方；陸慶屹是家裡最小的孩子，也是家裡最淘氣的孩子，常常闖禍，高一時就離家出走了，當過礦工、踢過足球、在酒吧唱過歌，也做過廣告公司職員，後來，一直換工作的他迷上了攝影，《四個春天》是他的第一部紀錄片作品。
無數人通過這部影片認識了這個家庭，記住了他們的生活細節，在廚房做飯，在天井裡唱歌，父親陸運坤喜歡燕子，因為燕子讓他想起自己各奔東西的孩子們，過年的時候，他會指著天井的角落，對回家的孩子笑，眼睛裡閃著光，「今年燕子又來了哦，你看嘛，哈哈！」
《四個春天》記錄的最後一個春天是2016年。剪輯片子的一年時間裡，陸慶屹一遍遍看著日子的改變，從姐姐哥哥回家過年的熱鬧，到2014年姐姐離世，父母也在一天天變老。姐姐去世後的那一年，父親第一次住院，他患上了腦血管狹窄，總是感到眩暈，難以忍受。那段時間的陸慶屹有一種緊迫感，總想早點把片子剪出來，他說自己的作品是「給爸媽的禮物」。
陸慶松，陸運坤，李桂賢，陸慶屹（從左至右）
《四個春天》第一次公開放映是2017年12月底，在北京尤倫斯藝術中心，陸慶屹把父母接到北京，參加了影片的首映，這是他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這部作品。
這次來北京，他們還有兩個心愿。一個是去看望大兒子陸慶松的老師阮壽寧。陸慶松十歲半到北京讀音樂預科，當時是班上年齡最小的孩子，還差點被退回貴州，阮壽寧是當時教他小提琴的老師，堅持認為這個孩子能成才，把他留了下來，不僅教會了他音樂，還經常照顧他的飲食起居，在此後漫長的歲月里，阮壽寧一直都是陸慶松在北京最親近的人。
拜訪阮壽寧的那一天，北京特別冷。那時候的父親陸運坤必須有人攙扶才能走路，走得很慢，但到了小區，三位老人從遠遠看到就激動地跑了起來，跑著去迎接對方，站在後面的兒子一直在哭。
那天夜裡他們每個人都說了比平時更多的話，喝了比平時更多的酒，大笑了很多很多次。沒有人說出口，但每個人心裡都知道，那年阮壽寧90歲，陸運坤80歲，李桂賢73歲，在疾病和衰老把他們徹底困住之前，這可能是他們最後的長途旅行，事實上，這的確也成了他們三個人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見面。
另一個心愿則是去北京天壇醫院為父親看病，這也是北京之行最重要的目的。但醫生告訴他們，父親的腦血管狹窄已經很嚴重了，再加上年齡，已經不適合手術了。
父母從北京回到了獨山，餘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那棟紀錄片里有天井的房子里，再也沒有出過遠門。他們最後一次離開獨山是《四個春天》上映前，影片在貴陽路演，主辦方把兩位老人接了過去。那一天是陸慶屹的生日，現場留下的照片里，看到爸媽的陸慶屹一直在哭。
《四個春天》是2019年豆瓣評分最高的華語紀錄片，但在這個家庭里，很少有人提到這部作品，他們都沒有離開自己的生活，父親的眩暈越來越重，母親也日漸年邁。陸慶屹接受了很多採訪，認識了很多人，拿了很多獎，然後回到北京，像之前一樣工作、掙錢。哥哥陸慶松則繼續住在自己的京郊小院里，工作日在家練琴、種花、讀書、作曲，周末出去教琴掙錢。
那棟房子也變老了。雨水沿著牆壁的裂縫落下來，牆皮泡壞翻開了皮，一家人不得不決定把天井封上。沒有了回家的路，燕子還會不會飛回來，已經沒有人知道了。
直到2019年底，這個家庭才又一次迎來熱鬧——陸慶屹結婚了。
哥哥陪著他去杭州迎親，一路唱著歌回到了貴州，在獨山辦了婚禮酒席。姐姐的兒子佟暢也趕來參加了舅舅的婚禮，他是家裡最小輩的孩子，平時悶聲不說話，但婚宴當天，他挨桌去敬酒，跟幾乎所有賓客碰杯，把自己喝到斷片，喜宴結束後誰也找不到他，後來是醫院打電話通知這家人，他摔倒在路邊，被人送去了醫院。
婚禮的日子距離過年不遠了，大部分人都選擇繼續留下來過年，但佟暢有事要先回瀋陽一趟，臨走前說好了過年再回來，他要吃姥姥做的肉丸子。但誰也沒想到，一周之後，武漢封城，新冠疫情爆發，佟暢沒能再回到獨山。
這個春節彷彿為時間划出了一道分界線。陸慶松和陸慶屹大年初三就匆匆回了北京，小陸有了新家，從哥哥的小院里搬出來。哥哥在疫情中搬了幾次家，最後住在了順義的小院里，小院里還有弟弟留下來半間屋子的行李，他一點點收拾，一個人生活。佟暢住在瀋陽，也一個人。後來的兩年里，他們都沒能再回獨山過年。
天井圖源紀錄片《四個春天》
何日君再來
2021年初春，我第一次去陸慶松的小院，那次見面最終促成了發表在《人物》的文章《螺絲不肯擰緊》，後來又辦了一場「安頓春天」音樂會。這是陸慶松人生第一場面向大眾的獨奏會，一個沒有名氣的人，在一個沒有流量的時間段，演奏沒有點擊率的古典音樂，它本會是一個沒有波瀾的平淡夜晚。但是，超過五萬人觀看了他的演奏。音樂會後，陸慶屹一直沒有看節目回放，他說他不敢，「太美好了，總怕是一場夢似的」。
再次見到他們，是2022年秋天。我們一屋子人擠在廚房包水餃，小陸拿著一隻小音箱，先是對門口的花盆高歌，沿路又跟院子里的多肉、槐樹、水龍頭揮手，最後巡迴到了廚房，拿著擀麵杖假裝麥克風，拖著尾音向我們喊話，「包餃子的朋友們，你們好嗎？來來來，跟我一起唱！」
陸慶松新得了一本李叔同曲譜，裡面有許多如今已經沒人唱的曲子。包完餃子撲騰完滿身的麵粉，餃子在鍋里煮著，陸慶松在彈琴，其他人圍在他旁邊，和著琴聲合唱李叔同的《憶兒時》。
《四個春天》中的那種美好，似乎還在延續，但那段時間，陸慶松經常需要回到獨山。有時候陪父親住院，父親變瘦了很多，每一天都在頭暈。有時陪母親住院，看著父親生病著急，母親的身體也出了狀況，因為嚴重的胃出血在醫院住了很久。母親一直還保留著不服老的大嗓門，可是有天聽到父親咳嗽，她心裡著急，趕過去時不小心摔了一跤，必須做手術。
那是疫情最後的那個冬天，手術排期很棘手，醫院裡的人陸陸續續開始感染新冠，包括母親的主刀醫生和護士。不久後的一天晚上，我接到了陸慶松的電話，他說媽媽手術成功了，順利出院。但手術後，母親總是喊疼，她曾經那麼喜歡的花一盆一盆全送了出去，她也沒能再站起來。
陸慶松說，母親出院回家的那天，剛回到房間，他看到早就沒法走路的父親在護工的攙扶下走了過來。那時父親已經病得厲害，「他當時經常拿一把梳子頂著自己的額頭，想要對抗腦袋裡的眩暈，只要活著就無法停止的暈」。即便這樣，父親還是堅持走了過來。這一幕一直留在陸慶松的記憶里：父親默默拉著母親的手，母親開始唱他們年輕時喜歡的《拉茲之歌》，兩個人就只是握著手，看著對方的眼睛，一邊笑一邊流眼淚。那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不久後，兄弟倆交接班，弟弟陸慶屹回來陪父親。就在他回家的第二天早晨，父親去世，享年86歲。陸慶屹伏在父親身上痛哭了一場。哥哥很快回來了，姐姐的兒子佟暢也回來了——此時距離2023年春節還不到一個星期，疫情結束了，他終於買到了回獨山的車票，卻是來參加姥爺的葬禮。
佟暢和姥爺感情很深。青春期叛逆的時候，姥爺曾去瀋陽陪他生活了一年。他看著一個人明明跑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行李里居然帶了一個手風琴和一把小提琴，明明根本不是那種「大東北能來事兒的人」，卻很快交到了一大堆新朋友，下樓遛彎還加入了合唱團，自告奮勇擔任樂器演奏。佟暢老把自己關在屋裡，姥爺就拉著他出門，讓他陪自己上街買樂譜，從樂器店出來遞給外孫一個盒子，這是姥爺的禮物，一把28孔的口琴。
後來佟暢大學畢業，留在北京實習，兩個舅舅當時一起租住在北京郊區的小院里，他時不時就跑去看望他們。他在那裡看到一種新的活法。當時，他跟舅舅們喝酒，說自己嚮往他們的生活，他們一聽就笑了，糾正佟暢，真正應該嚮往的是你的姥爺。
姐姐陸慶偉去世時，父母給她選的墳地很大，夠五個人排在一起，陸慶松在墳前跟姐姐告別，說過以後要來陪她。但老家的土葬政策的改變，父親去世後，沒能葬在那片墳地，而是按照現在的殯葬規定葬在了鎮上的公墓。
處理完父親的後事，兩兄弟一起把母親接到親戚家裡。2023年春節，這家人第一次沒在獨山過年。但春節依然熱鬧，弟弟和堂兄弟們一起唱歌，陪她曬著太陽看遠山。
他們很少再回到獨山，關於那棟老房子，一家人的記憶停留在了父親去世的那個時刻。母親是在隔壁房間知道了丈夫去世的消息，因為術後疼痛一直都在，那時候她已經不能走路了，也沒能去站起來見他最後一面。守靈的第一晚，丈夫躺在堂屋中央的棺材裡，她一個人躺在床上，兩個人之間只隔了一道牆。房間里靜悄悄的，突然，陸慶屹聽到了母親的歌聲，她唱的是《何日君再來》——
好花不常開，
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眉笑，
淚灑相思帶，
今宵離別後，
何日君再來……
這是母親在這棟房子最後一次唱歌，一個老人用自己的方式迎接永別。
再一次告別
父親去世後第二年，2024年夏天，老家打來電話叫兄弟倆回去，因為媽媽狀態不好。陸慶鬆開車去找弟弟商量，兩個人在小區花園裡抽煙。弟弟說新的紀錄片忙得焦頭爛額，哥哥說自己最近彈琴時經常頭暈，兩個人只聊了一根煙的時間，掐滅煙頭告別的時候，弟弟囑咐哥哥要去醫院看看。弟弟回去剪片子，哥哥回老家看望媽媽。
坐在媽媽面前時，陸慶松知道這很可能是他們的最後一面了。不知道會是哪天，但媽媽很快就要走了。後來他常想起媽媽那時候的表情，他讀出來的意思是，去意已決。那一刻的媽媽有點陌生，平時那麼愛講話、每次見面都要唱歌的媽媽，竟然躺在床上一句話也不說。「那時候你看著她，都是很慈祥的表情，之前不管怎麼幫她她都疼，她終於不疼了，我想她已經進入一個很幸福的狀態，臉上沒有掙扎了。」陸慶松說。
他本想再多留下陪她幾天，但他必須回去了。他的頭暈越來越頻繁，開始有點難以忍受。他不想讓媽媽發現這件事。往常每次告別，他都會和媽媽一起唱歌，就算打電話，媽媽也會唱一兩句。但這一次，他們沒有唱歌，他和媽媽最後的聊天，她講的都是童年，講她的媽媽，她想媽媽，她想回家，她記得小時候長大的地方，有一大片的油菜花。
回到北京，他從機場開車到服務區休息，停車後他經歷了一次劇烈的眩暈，全身的血往頭上沖，眼前一下子模糊了，第一次感覺自己沒辦法站起來。事實上，在這次眩暈之前，他已經感覺到了一些異樣——他在拚命練習貝多芬的《黎明》，但不知道為什麼，那些日子練琴的時候兩隻手總是對不齊。他回複信息越來越慢，有時候句子會有奇怪的錯別字。他忙著給弟弟的新紀錄片做片頭曲，但進度緩慢，做事比平時更吃力。他開始頻繁地提到「累」。
他決定去做檢查，但第二天醒過來又猶豫了，又上了兩天課才去了郊區醫院。醫生看了片子告訴他，你得做更精密的檢查。他也看了檢查報告，沒覺得有什麼，告訴女朋友，休息一下就好了。
他們是異地情侶，不常在一起生活，但女朋友還是漸漸察覺到了危機。陸慶松發來的簡訊開始出現語句顛倒，後來見了本人才發現，他的手指已經不能準確點擊屏幕上的點了。他們找出來了他的檢查報告，上面寫的是「腦內多發異常信號，考慮轉移」。兄弟倆看了都覺得沒事，他們說了同一句話，「考慮轉移，那不就是沒確定嗎？」只有家裡的女性角色在看到結果後立刻明白了問題的嚴重性，她們也沒有醫學背景，但照顧親人的經歷讓她們明確糾正了兄弟倆，這很可能就是癌症的意思。
檢查報告上的真相是，陸慶松患有肺癌，且腫瘤已經進展到了四期。除了肺部的多發病灶，他的全身還發現了大量的腫瘤病灶，腦部腫瘤數量尤其多，大的病灶超過十個，小的病灶數不清，最大的接近2厘米，連腰部肌肉都有轉移灶。除了尚未出現骨轉移，這已經是一個晚期癌症病人最壞的狀態了。治療也很棘手，除了化療，他可能還要接受全腦放療，這將給他帶來神經功能的損傷，導致認知能力下降。
弟弟中斷出差趕回來，佟暢也來到北京幫忙，所有認識的朋友、學生、同學都開始想辦法幫助他。家人聚在一起討論治療，周圍的人問他，你現在理解你的疾病了嗎？他坐在弟弟家一邊剝橘子一邊說，「我知道——我不能再彈琴了。」
陸慶松攝影尹夕遠
現實糾正了他的理解。癌症四期的意義遠遠不止是不能彈琴。癥狀開始逐一出現：噁心，嘔吐，無法入睡，腦水腫，耳鳴，畏光，顱內高壓，視野狹窄……他有了越來越多的身體失靈，不再能轉動脖子，不再能閱讀，不再能打字，眼睛不再能對焦。從急診回到弟弟家，剛出電梯就眩暈到站不住，只能趴在門框上，等弟弟和佟暢一起扛著才能進門。
確診癌症前的最近一次個人演奏會上，主辦方問陸慶松怎麼寫自我介紹，是紀錄片《四個春天》里的哥哥，還是曾經的清華大學音樂教研室老師，抑或是一個長達30年的自由職業者，他認真地想過以後的答案是——練琴人陸慶松。但在人生的第57年，練琴人陸慶松不得不接納一個新的身份：肺癌四期患者。
準備住院前一周，他和媽媽打了一次視頻電話。通話之前，兩個人的狀況都不太好，母親的意識越來越微弱，而陸慶松的手已經沒辦法長時間握住手機了。但當他們在屏幕上看到彼此，疾病短暫失效了。兩個在意識邊緣的人湧出了本能般的熱情，兒子跟媽媽飛吻，母親隔著屏幕親親，互相大聲說著「再見、再見」。母親自始至終不知道他的病。
那是2024年的中秋前後，那一年的桂花還未盛開，回巢的燕子也還沒開始南飛。通話後的第二天，母親李桂賢去世，享年80歲。
姐姐
母親去世消息傳回北京的時候，陸慶屹哭了，哭完第一個念頭是，不能讓哥哥知道。他躲在廚房裡打電話，叮囑家人不要告訴哥哥，結果走出廚房，看到哥哥正坐在餐桌旁邊聽電話。
從那以後，哥哥不怎麼說話了。周圍人判斷不出他的沉默是因為悲傷，還是疼痛。他住進了醫院，僅僅3天時間裡，他從還能坐輪椅，到完全不能起身，他一直在病床上閉著眼睛，陪護的家人只能看到他的手指一直在不自覺地彈琴。
他的腦水腫越來越難以控制，需要打一種名為「甘露醇」的藥物進行緩解。每次輸液前，護士都要跟他確認，「陸慶松，打甘露醇」，這總讓他想起，在姐姐的病床前也聽過幾乎一樣的對話，「陸慶偉，打甘露醇」。
姐姐陸慶偉很早離家，上大學，畢業後分配去瀋陽工作，在那裡結婚、安家、生子，然後辭職下海、離婚，自己做生意。她是個很新潮的人，熱愛生活，早在1997年，就給父親買了一個小DV讓他記錄生活。那一年，父親正式退休，和母親做了一個重大決定，放棄獨山師範的集資樓，要蓋一座屬於自己的房子，姐姐毫不猶豫地拿出了自己幾萬塊的積蓄。一年後，《四個春天》里那棟有一個大大天井的房子終於建成。
《四個春天》的第一個春天，2013年，陸慶偉在爸媽金婚紀念日的前一天從瀋陽回到獨山，她講著回家路上遇到的陌生人問她是不是80後，然後哈哈大笑，她是一個一出現就能讓場面熱鬧起來的人，很像媽媽，愛笑，也愛唱歌。
陸慶松、陸慶屹、陸慶偉
第二個春天，2014年4月，姐姐和兩個弟弟一起回到父親的家鄉羅甸，探望生病的二伯，之後一家人去附近的山裡郊遊，影片中記錄了那次出遊，是一些無聲的鏡頭：姐姐在山谷里向遠處的弟弟揮手，姐弟三個人坐在河邊，姐姐一人看著河水，然後是一群人的合影……再下一個鏡頭，時間來到了這一年的10月3日，肺癌晚期的姐姐躺在貴陽醫院的病床上，媽媽摸著她的頭，說：「爸媽也愛你，弟弟也愛你。」姐姐閉著眼睛，答：「我一直努力想回報父母，但是卻是這樣的結果……」
姐姐臨終前的日子，陸慶松一直陪著她，他記得姐姐一直在掙扎，她的腦水腫也讓她疼得難以忍受，她從喊著「我不想死」漸漸變成「別管我了」，最後的日子裡，她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給我甘露醇。」
十年後，陸慶松躺在病床上，腦部大大小小的腫瘤擠壓出嚴重的腦水腫，那種劇烈的疼痛擠壓在一起，像一直在爆炸的雷區，「那時候我想到了我姐，我在想她那時候的掙扎，那種炸裂的感覺，她當時的疼是不是就是這樣」。
2014年11月3日，姐姐陸慶偉去世。這個天天唱著歌的家庭，第一次面對來自內部的死亡。姐姐去世後，家裡吃飯的桌子上多了一副空碗筷。陸慶松說，他常想起送別姐姐的情景，當時他對她說，姐你安心走吧，我們以後都來陪你。陸慶屹也常常想起這句話。他留下了姐姐常用的充電寶，一直帶在身邊。哥哥也留著姐姐送的刮皮刀，每次做飯時都能看到。安葬姐姐後，父母每隔幾天就會過去陪她說話，給她的墓前放一杯水，他們害怕過來吃草的牛會弄壞墳地，還小心地在墳前種了辣椒。他們經常在那兒一待待一下午，在女兒的墳前唱她喜歡的老歌，下雨的時候撐著傘，笨拙地跳著她活著時候喜歡的舞。
陸慶屹記得，姐姐去世時他一直哭，哭得在追悼會上昏了過去，是哥哥和媽媽叫他站起來，幫姐姐拿著花圈，跟著一家人陪著姐姐下葬。後來父親生病了，他已經知道要提前準備爸爸的遺像，也知道要準備最後的衣服。媽媽去世後，親友們留在北京陪哥哥看病，他趕回獨山料理後事。關於一個人死亡之後要做的事，所有細節他都知道，每一個流程都記住了。
母親的告別儀式，要繞棺三天三夜。作為兒子，他一天要跪12個小時在門口，給來客行禮磕頭，每隔半小時定一個鬧鐘，爬起來給媽媽上香，看著那根香一段一段地燃燒，變成灰燼。周圍的人看到他的眼睛一直是腫的，但他不太記得自己哭過。他只記得第一天到媽媽的床前，不知道為什麼一下子失控，當時哭暈了過去。後來他只覺得有眼淚在流，但感覺不到自己在哭。
老家的廚房空空蕩蕩。一家人曾經最喜歡在那裡做飯。媽媽經常笑著說，明明蓋了那麼大的房子，有那麼多房間，五個人老是一起擠在廚房裡。廚房有太多回憶了。姐姐教他刷碗，媽媽教他怎麼淘米，家裡缺什麼物件，爸爸和哥哥就自己動手造，在廚房磨工具，一家人湊在一起各自忙活。他們五個人還總有說不出來的默契，一個人開始哼，「池塘邊的榕樹上」，另一個人會主動接上，「知了在聲聲地叫著夏天」，最後整個房間彌散著米飯的香味、臘肉的味道，開鍋熱騰騰的水汽混合著他們合唱的旋律：「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太陽總下到山的那一邊。」
廚房裡的人一個一個離開了，姐姐走了，父親走了，母親也走了，在這個世界上他還有哥哥，但哥哥躺在病房裡。很多回憶對他來說就像觸電一樣，一碰就想逃，大家一起為哥哥開治療會議時，他總是聽到一半就要逃走，躲到廚房裡去，在不需要吃飯的時間淘米、刷碗、準備食材。
安頓好母親的葬禮，他一直在老家收拾舊柜子。那裡面是父母活著時的回憶，他們讀過的書，家庭相冊，爸爸的手工作品，還有他小時候送給媽媽的一塊蠟，再想到姐姐，他想不通死亡這件事，怎麼都想不明白。一個人明明活得那麼明亮，有這麼多證據證明他們活著，竟然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那段時間，陸慶屹最喜歡的就是工作電話，誰打來的都可以，打來要他做什麼都可以。他比以往更瘋狂地投入工作，開會，談事，跟進拍攝進度，沒日沒夜地剪輯，他把自己全部扔進工作裡面去。彷彿這樣做，死亡就可以移入後台，中場暫停。
姐姐陸慶偉和爸爸陸運坤
哥哥
在貴州老家料理媽媽後事的那幾天，陸慶屹最害怕的時間是每天晚上11點，那個時間段他會收到妻子發來的消息，告訴他哥哥治療的進展。一開始都是壞消息，他們計劃著幫哥哥轉去專科醫院，但醫生把家屬叫到一邊，說哥哥的腦水腫非常嚴重，一旦移動隨時可能發生腦疝，而那將意味著腦死亡。女朋友開始討論哥哥的後事怎麼辦。
第五天晚上，陸慶屹再次收到妻子發來的消息，哥哥的基因檢測報告出來了，醫生看了一眼報告就笑了，「他說沒事了，吃藥就行了。」
醫生口中的葯，是一種名為「布格替尼」的靶向葯，專門針對非小細胞肺癌（NSCLC）患者中攜帶ALK突變的人群。對大部分肺癌患者來說，肺癌四期的生存預期非常差，五年生存率只有9%，而在靶向葯出現之前，ALK突變又是肺癌治療結局最差的一種狀況，病程進展極為迅速，又沒有藥物可以有效控制，晚期患者生存中位數只有6個月。2017年，布格替尼問世，2022年在中國進入臨床應用——據2024年的統計，60%的ALK突變晚期肺癌患者在接受靶向治療後回歸接近慢性病患者的生存狀態，無進展生存期超過5年，響應最好的患者甚至可以實現更長時間、更高生活質量的長期生存。
在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ALK突變的發現率非常低，只有3%到7%。無葯可醫的時期，這是令人避之不及的噩運，但靶向葯出現後，這種突變開始被稱為「鑽石突變」——它意味著，100個晚期肺癌患者中，最多只有7個人能從死神手裡拿回生存期，享有相對平靜的餘生。
「聽到我哥可以吃靶向葯了，那一下我就跑到房後邊那個小山上痛哭了一場。」陸慶屹說，「之前我那種悲傷是恐懼，特別恐懼。我想我們家五個人，突然之間就剩我一個了，原來那麼和美的一個家庭，只剩我一個人了，當時就覺得人生挺悲涼的。我爸媽還算是自然地老去，怎麼會對我姐、我哥是這樣？」
但現在，醫學進步以一種近乎奇蹟的樣子呈現在哥哥陸慶松身上。親友們最喜歡講的一個細節是，他剛被送去腫瘤醫院的時候，醫生說他是高危病人，稍微碰一下都可能腦疝，用擔架抬著進的病房，女朋友在樓下辦住院手續時，陸慶松在樓上吃到了第一粒靶向葯，等女朋友辦完手續進了病房，看到陸慶松已經能自己坐起來說話了。
晚期肺癌患者不同的生存曲線里，最好的那一條發生在了陸慶松身上。吃藥的第三天，他第一次重新下地站了起來，隔了一天，他嘗試練習了走路。那些一度被死亡收走的能力——站立、閱讀、行走、打字、思考——一個一個回到了他的生命里，再一次能轉動脖子，再一次能自己上廁所，再一次能閱讀文字，再一次能自己刷牙……吃藥的第七天，佟暢陪陸慶松下樓散步，他已經不再需要攙扶，可以一個人邁過台階。
陸慶松攝影尹夕遠
恢複閱讀能力後，陸慶松把手機里的消息全看了一遍。為了幫助他找到醫院，親友們建立了一個救治群，他看到群里有一句話，他的腫瘤實在太大、轉移太多，最好的結局頂多能縮小一半。中途得到的結論是，就算有靶向葯，也得結合放療，這一劫是逃不過去的。
但和預想完全不同，他根本不必進行放療，只是口服靶向葯，腫瘤就得到有效控制。出院後第一次複診核磁顯示，他的腦部腫瘤大部分都在縮小，最大的一個從2厘米縮到了0.6厘米，在後續檢查中，腦水腫也一次比一次好轉，遠端的腫瘤甚至完全看不到了。他去查了什麼叫做「鑽石突變」，「我才開始明白，原來我的運氣好到這個地步」。
重新恢復打字的能力後，陸慶松在手機上給幫助自己的親友們發了第一條信息：「我好轉很多啦，能感覺在繼續轉好，真是奇蹟啊。多謝你們大家全力跟死神拔河拔贏了，我也會繼續加油的。」
出院後，陸慶松過上了一種極為規律的生活。每天早上9點，他會準時吞下靶向葯。根據藥品的說明書，他不再曬太陽，不再抽煙，不再吃葡萄柚。醫生提醒他不能弄破手指，但他還想要照顧花，於是買了很多手套，放在房子的各個角落。過去他喝咖啡沒有節制，也不分時間，一時興起大半夜也會泡咖啡，這個習慣也消失了，現在他會在晚上10點定時睡覺。
現在的生活里，死亡變成了一個日常話題。在廚房準備晚飯的時候，陸慶松自己聊起自己的身後事。女朋友一邊洗菜一邊說，她不想買壽衣店的衣服，想準備純白色的棉布衣服，乾乾淨淨的一身白衣。陸慶松笑著回答，「要我說，什麼都不穿，我是山裡的孩子，泥巴裹裹就好。」說完他繼續洗菜，邊洗邊說，「這在現實中是不是太為難了，到時候還是依你吧，你想用什麼就用什麼。」
晚飯後一個人刷碗，他想起了姐姐。小時候弟弟纏著他玩，他喜歡纏著姐姐玩，也是姐姐教他怎麼刷碗。碗刷好了，一個一個擺進架子上，他心裡空蕩蕩的。
出院後沒多久，陸慶松還度過了自己58歲的生日。那天，他給自己準備了一個小蛋糕，上面插著數字「1」。如果不是因為ALK突變有了靶向葯，一個癌症四期、隨時可能腦疝的病人此刻更大概率的結局是死亡。唱生日快樂歌的時候，他說他要珍惜這一切。這是他重生的第一年。
陸慶松攝影尹夕遠
弟弟
陸慶松出院後，很少能見到弟弟。兄弟倆為數不多的幾次見面是哥哥複診做檢查時到弟弟家暫住，看到弟弟一整天窩在餐廳剪片子，晚上直接躺在沙發上睡覺。陸慶松心疼弟弟的忙碌，早上起床吃藥的時候，還會幫他做早飯。
陸慶屹彷彿變成了另一個人，現在的他，整個人瀰漫著一種生存的焦灼感。他一天只睡3個小時，今年的目標是完成兩本新書的寫作和出版，同時還給一家出版社當評委，要在3個月內閱讀86本書，所以他每周閱讀時間接近80個小時。他在哥哥確診後預約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體檢，但在我們聊天的那天，他一口氣抽了9個小時的煙。
談起哥哥時，這種焦灼感會變得更加強烈。他迫切地希望哥哥趕緊作曲，趕快寫出一部作品，讓更多人聽到他的聲音。同時，他又迴避見到哥哥，再也沒去過小院，也很少和哥哥聯絡。他對哥哥的狀態知道得很少，他是通過看哥哥的公眾號，才知道他最近在經歷什麼。
哥哥的餘生有3個願望——開一場音樂會，寫自己的故事，為更多人留下禮物。他都不贊同，覺得演奏會只是讓哥哥出醜，也不贊同哥哥寫作，「那些東西根本不算作品」，禮物的想法讓他生氣。「這太中二了，太抬舉自己了，這世界不需要你最後的禮物，那無非是一個自我安慰，自我感動。」
陸慶屹說，哥哥的生病讓他重新思考了生命價值，「出作品」這件事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真的，除非你拿出作品來安撫人心，不然你算什麼？」他說，「之前他能給人安慰的，就是他的生活態度而已，花花草草，人生的這些東西。我就覺得很滑稽的。你不能平白讓人認識你這個人，你得對得起他們。只有精進自己，提升自己的水平，其他的都沒有意義。你把你的生命力發揮到最大，這才叫禮物。」
某種程度上，我能理解小陸的急迫，但也想告訴他另一種的感受。
我告訴了他一個對我意義很重的細節。2022年年底，我的媽媽癌症複發，她的生存期非常有限，這讓我非常痛苦，我不敢告訴她真相，也不知道該如何去面對。就是在那時候，我接到了陸慶松的電話。那正是他的父親去世幾天後，電話那端的聲音非常疲憊，他說他一直在連軸轉地忙著聯繫火葬場，好不容易能安頓下來，就想到要打電話給我。他知道我一直無法面對媽媽即將到來的死亡，他說他想把他的經歷告訴我。
他講起父親去世前去看母親，兩人拉著手唱《拉茲之歌》的那一幕。他說，母親手術出院的日子，房間里亂糟糟的，又冷又潮，貴州冬天的陰雨天，房子的窗戶一直漏風，他怎麼修也沒修好，一會兒要整理母親的床鋪，一會兒要找起子修窗戶，正手忙腳亂的時候，一轉頭看到了父親，顫顫巍巍地走了過來，他總覺得父親那天是預感到了什麼，堅持要走去看母親，他們握著手流淚的時候，恐怕早已知道那會是永別，「也許在外人看來，這是悲涼的死亡，可是看著他們兩個人拉著手唱歌，永別的一幕好像有了光。」陸慶松說。
我記得他當時告訴我，自己總覺得父母早就私下談過這件事，他們也許早就約定過他們的告別，「那種美好流逝的感覺是很遺憾，但美好也一直在湧來，在死亡來臨的時候也是一樣。」他把生命理解為一條河流，「美好一直在消逝，但你也一直在擁有。我覺得生活就是這樣，一直在流淌。這麼美好的一生，如果不去珍惜就特虧」。
這通電話之後，我和媽媽認真地談論了死亡，也在告別時好好地擁抱過。在我媽媽的告別儀式上，現場響起的不是哀樂，而是陸慶松彈奏的李叔同寫給自己媽媽的歌曲。我給到場的親友寫了一封信，裡面有一句話，凋零也是一種美。
我告訴小陸，我會永遠珍惜他哥哥的這通電話。一個剛剛失去至親的人分享了自己最深刻的體會，明明他還在自己的哀傷中，卻仍想要先去幫助他人。他的善意讓我深深震撼。死亡是唯一一項人類無法學習的未知領域，活著的人是沒有死亡經驗的，面對死亡也是一種艱難的考驗。陸慶松分享給我的力量是真實存在過的，這的確是一個珍貴的禮物。
聽完這段話，小陸開始抽那天的第二盒煙。他坐在一棟外企大樓門口的咖啡館，語速越來越快，「我哥對這些東西，沒心沒肺。當時那些紛亂什麼的，他都沒經歷，他要經歷了，他打不了這麼個電話。」
陸慶屹記憶里的死亡，是生活的辛苦。哥哥在家照顧父母二十多天後，臨近春節換他回去，他剛回家第二天，父親就走了。當時家裡很亂，到處都是舊東西，他得忙著安頓父親，找車找人，在堂屋裡騰出空間，把父親的棺材停在中央。那時候母親躺在隔壁房間，他們之間的距離只有一米多，隔著一堵牆。但母親沒辦法走出房間去看望父親。這是他記憶里的父親的死亡，裡面全都是急躁、悲哀、生氣和傷心。
父親和大陸小陸除夕在獨山城東的花坡看全城煙花
他是在生活的艱難和苦澀里摸爬著長大的，他埋怨哥哥是少小離家的遊子，不懂得持家的心酸，「你要是想起人生來，它就不是一個唯美的狀態」，陸慶屹講起哥哥治療時艱難的找人、挂號、碰壁、轉院，在這樣的現實里，另一個人的真誠、純粹、善良的確會顯得格外刺眼。
作為弟弟，陸慶屹當然了解哥哥的純粹和善良。他講起在老家時，和哥哥一起在河灘上走，哥哥會因為發現了幾塊粗糙的石頭興奮得要命，背在包里沉甸甸地扛回去，晚上到家都八九點鐘了，他還在興奮地跑去燒熱水，給父母泡腳，拿石頭給他們磨腳皮。當時他臉上的那種幸福感，他的同齡人大多只在拿到年終獎的時候才會出現。
「我理解的他就是很天真，他極其善良，這一點是真的。」但他也因此抱怨哥哥和社會打交道太少了，活在自己的空中樓閣，很多想法是「沙灘上的城堡」，不夠現實。他最懊惱的是哥哥太容易安頓自己，哥哥經歷過的很多事，明明是創傷，明明是被欺負，他總有辦法安撫自己，所以再大的仇恨、憤怒、傷害和不公平，在他心裡都很快消散了，這固然讓他活得自得，也讓他失去了拚命向上的驅動力，「作曲，我覺得他天資比較高，他應該出了作品以後再出現在公眾面前。對於搞藝術的人來說，只有作品能長久地安慰人、陪伴人，這才具備真正的價值。他曾經一天晚上寫了十首歌，他作曲的才能是很強的，但他就是老被其他事情勾魂了，什麼爬山啊。一直想跟他說這個，一直就跟他說的是這個，他TMD也不當回事，後來我就懶得說了。」
原本，生活依舊可以在這對兄弟間維持某種平衡，他們對彼此保留異議，並不過多干涉，兩個人繼續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但死亡的危機打破了這種平衡，陸慶屹必須去面對一個更可能出現的結局——哥哥的存在可能會變成一場落在海上的大雨，活得毫無痕迹，在沒人看到的地方轟轟烈烈地降落，轉眼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的情緒一直持續到黃昏。天色黯淡下來，他開始講了另一些往事。小時候過年玩鞭炮，爸爸買兩毛錢的100響，兄弟倆一人一大把鞭炮，在樓梯拐角後面扔著玩。哥哥玩得瘋，一上午就用完了100響，老要找他借。他一邊給他一邊嫌棄。有一天，100響剛扔了沒幾個，哥哥就炸到了手，他把剩下所有的鞭炮都給了弟弟，一個人回房間。弟弟一開始守著滿滿一兜的鞭炮高興，結果扔了沒幾個，看著鞭炮一炸一陣煙過去，他也不玩了，跑回去看哥哥。
「我拿著一大堆鞭炮，突然覺得毫無意義，特別難過，難過透了。我一個人幹嘛呢？沒意思。」陸慶屹說。
這樣的瞬間在陸慶屹的人生中不止出現過一次。90年代父母來北京看望他和哥哥，他給他們在清華拍了一組照片，他在鏡頭背後偷偷傷心。「當時我特別悲傷，我想哎呀，有一天我爸媽肯定要離開我的，我一個人我擱這兒幹啥。」
他講起送別父親的那個晚上，母親唱起《何日君再來》的瞬間，想起自己的一家人，其實都是「讚美型人格」，不是讚美某一個具體的人，而是讚美生命，讚美生活，感恩自己擁有生命，哪怕它沒那麼長，依然感激自己存在過，「確實挺唯美的，但我就是真的……特別傷心」。
哥哥生病後，陸慶屹哭過很多次，得知哥哥可以吃靶向葯、他跑去小山上痛哭的那次，宣洩的也並不只是自己對於哥哥離去的恐懼，「我特別痛苦的一點在於，我覺得我們一家人其實生活都挺困難的，好像一家人所有的幸運都集中在我身上，我就當時特別痛恨我自己。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偶爾到現在我也有這種感覺。」
陸慶屹
不哭的人
《四個春天》里，在獨山縣迎春巷的那個家庭中，還有一位成員——姐姐陸慶偉的兒子佟暢，他出現的畫面不多，一直在角落裡沉默。
媽媽去世那一天，佟暢和姥姥、姥爺、兩個舅舅一起坐車送媽媽回家安葬。車上他一直背著身一個人坐著，他記得下車的時候，姥姥拉住他問，你怎麼不哭呢？
那一年，佟暢只有24歲。自從媽媽去世後，他很少在人前哭，平時也不那麼愛說話。家裡人說他太悶了，他也懷疑過自己這樣是不是不對勁。但是，這個不哭的人記住了發生在他身邊的所有事，每一個細節都記得。在所有講述後續故事的人中，只有佟暢能夠準確講出客觀事實、具體時間、不出錯的事件順序。
講起這些事的時候，佟暢也一直在抽煙。他是在媽媽的病房外學會抽煙的。2014年他剛畢業工作，6月份還帶著媽媽一起去韓國旅行，那是他第一次帶媽媽出國旅行。幾個月後，他接到電話，說媽媽生病了，再次見面是在貴州老家醫院的急診，媽媽躺在走廊的病床上輸液，周圍是她所有的親人。姥爺過來跟他說，不能一直哭。他找舅舅要了一根煙，在媽媽住的醫院大樓外面，抽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根煙。
這次陸慶松生病，佟暢負責開車、陪床、推輪椅、去門診找醫生問問題，在舅舅突然要倒下的時候，負責扶著他站穩。關於陸慶松的家庭會議上，小陸聽到哥哥病得重，崩潰到哭了起來，家人談到後事的時候，所有人都開始掉眼淚，但佟暢沒有哭。
陸慶松病重到只能躺在病床上時，佟暢負責定時去叫護士來打甘露醇。他知道這種葯的用量一天有上限，最多每天只能打四次，所以生病最後的日子，每天的生存就是盼著葯來。直到死亡把人帶到一個臨界點，過了那個臨界點，甘露醇也不再能止住疼痛，一整天都沒有盼頭，那前面才是真正的終點。
這是佟暢的死亡經驗，也是他從來不願意跟人說起的話。但後面的事情，他一直都沒有學會。他不知道怎麼跟媽媽說出告別，也不知道親人逝去後的哀傷到底該如何安頓。他從死亡那裡只記住了一件事——不要哭。
佟暢說，他現在把死亡理解成「命運」，「我覺得所謂的命運還是有的，這東西是科學解釋不了的，我們只能歸咎成命運，人這一生在固定的某一刻，就要經歷某一件事，在固定的節點和固定的人說再見，可能不是死別，也可能是生離。時間走到這兒了，就要在這兒停，對吧？要不然還能怎麼樣呢？」
他至今不能解釋自己遇到的很多事。明明前面的每一天都疼得拿頭撞牆，為什麼媽媽去世前一天變得突然有了精神，跟他說了好多話，還跟他開玩笑，說他怎麼現在胖成這樣啊，拉著護士推銷自己兒子，想趕緊幫他張羅找對象。臨走前那天早上，媽媽還吃下了一大碗西紅柿牛腩。他只能把這一切解釋成「命運」，不然為什麼事情會這樣發生，他們本想接媽媽回家，給媽媽叫的救護車12點到，舅舅們從北京趕回來也是12點，一家人圍在媽媽的病床前跟她告了別，12點35分上車，她在上擔架的一刻吐出了最後一口氣，某種意義上，那輛車真的最後送媽媽回了家。
舅舅鏡頭中，佟暢和病中的媽媽圖源紀錄片《四個春天》
沒有媽媽之後，他有好多話找不到人說，好多疑問沒辦法解決，只能跟大舅陸慶松說。但不見面的日子，他的哀傷埋在更深的地方。他心底里有好多後悔，從小父母離婚，他到了14歲才和媽媽一起生活，但留給媽媽的大部分相處經歷都是叛逆，不愛回家，總是頂嘴。
14歲之前，佟暢一直生活在傳統的東北家庭，一家之主安排好了他從小到大的人生，14歲，他開始跟媽媽的一家人生活，他才知道一個人可以去做任何事，過任何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像媽媽考學、分配、離婚、辭職、下海，風風火火過了一輩子。但等他長大真正理解了媽媽，媽媽已經去世了。
陸慶松說過，他看得出這個家裡最小的孩子從姐姐去世後一直鎖著自己，原本，他希望自己的病是一個契機，把佟暢拉出來，他希望佟暢可以留在北京開啟一種新的生活。治療期間，陸慶松花了很多時間勸說，但佟暢還是沒有留下來——真實的死亡留給他的是一個永遠都不會長好的疤，他的方法是把記憶藏在最底下，用一件又一件的事摞在上面。這種方法很好用，唯一怕的就是回憶，有時候發獃，有時候路上遇到跟媽媽有關的物品，還有睡不著的晚上，一翻身就會翻出來，摞再多的事情都沒用，嘩啦啦全掉了，埋在最底下的那個疤依然是鮮紅色的口子，和剛開始的時候一樣疼。
陸慶松出院後不久，佟暢結束了陪護，回到了瀋陽。
佟暢今年35歲，在瀋陽的一個兩居室里，他依然睡在一張一米二的小床上，那是14歲跟媽媽一起生活時媽媽買給他的床。他的房子里有媽媽的藝術照、家庭相冊，還有媽媽結婚時的嫁妝樟木箱子，全是回憶。他就住在那個房子，一個人生活。他知道吸煙有害身體健康，但他不打算戒煙。想媽媽的時候，他就會抽出一根煙——直到今天，他只抽一個牌子的煙，就是當年在媽媽住院的大樓外，第一次抽的那個牌子。
姥爺送給他的那把口琴找不到了。他又買了一把，在媽媽去世後，他有好幾年把自己關在屋裡，就像小時候那樣，但這一次，音樂像姥爺那時一樣一直陪著他，最終把他拉著走出門去。那段旋律是姥爺教給他的曲子，《友誼地久天長》。
佟暢說，他知道媽媽最在乎兩個舅舅的婚事。看到大舅有了女朋友，二舅結了婚，他也跟著放了心。2019年年底的那場婚禮，在婚禮酒宴上喝到斷片，他是特意這樣做的。他其實不會喝酒，也不喜歡喝酒，但那天他想起了媽媽，他知道媽媽的脾氣，她這輩子天天操心兩個弟弟，如果她還在，看到弟弟結了婚，她一定會高興得到處敬酒，是整個酒席上最開心的姐姐。那天的佟暢喝了遠遠超過自己酒量的酒，「我想代替我媽喝她弟弟的喜酒」。
2014年春天，姐弟三人最後一次出遊圖源紀錄片《四個春天》
2025
2025年的春節，陸慶松本想去瀋陽陪佟暢一起過年，可是春節恰恰也是流感高發期，坐火車有感染風險，他猶豫了一陣子還是放棄了這個念頭。他留在北京的小院，一個人過年。
現在的佟暢不過節日，因為節日對他沒有什麼意義，至少不再有快樂的意義。今年春節，他是一個人在自己的房間里過的。除夕晚上，他給陸慶松打了一個電話，聽到大舅的聲音很有精神，就安心掛了電話。剩下的時間過得就像每一個平常的工作日，一個人吃飯、睡覺、收拾房間，坐在窗口抽煙。煮水餃的時候，他在水開了之後又加了一次涼水，這是媽媽教給他的方法。每次加水的時候他都會想起媽媽，也會忍不住笑起來，他一直以為這是「媽媽的獨門絕技」，直到陪護陸慶松的時候，看到其他人做飯他才知道，這是中國家庭煮水餃的通用辦法。
春節過後，陸慶松的老師阮壽寧去世，享年98歲。陸慶松去參加了他的告別儀式，很多細節在他的腦海里閃過。這位老師的一輩子起起伏伏，他結過婚，有過兒子，但人生大部分日子裡，他一個人守著自己過日子，直到臨終前，依然還是自己照顧自己，每天一小杯二鍋頭，自己給自己做點吃的，教毫無血緣關係的人學琴，過生日和學生們吃蛋糕。陸慶松說，其實老師是悲劇的主人公，有才華也有傲骨，擁有過一切也失去過一切，但他一輩子活得很洒脫，直到最後都和音樂生活在一起，最後由跟他學琴的學生們陪他走到最後，為他安葬。
送別了老師，很快就是清明，但由於新冠再次流行，陸慶松也沒能回老家掃墓，他跑去了水長城，看媽媽喜歡的山桃花。
2025年4月24日，是清華大學一年一度的校慶日。在自己重新活過來的第一個春天，陸慶松回清華參加了校慶日。這是他過去從沒做過的事。回到學校的時候正好是傍晚，清華很多路都變了樣子，只有夕陽照在西操上，看上去和過去一樣。
他帶過的第一屆學生是1990年入學的零字班，今年是他們的畢業30周年，很多人在校慶日返校，他見到了那些多年沒見過的面孔。他們中大部分人不知道陸慶松的病，重逢講得更多的是各自的新鮮事，講孩子上學，工作升遷，聽著這些，陸慶松很高興，他還聽到一個學生說，她終於在台上不緊張了，陸慶松說：「我聽了我真的心裡為她高興，也慶幸我還活著，能夠看到她第一次不緊張了。」
在陸慶松現在的生活中，還有很多這樣的時刻。
今年的二月蘭長得最好的時候，我去到小院看望陸慶松，坐在客廳泡茶時，他正在挑春天最好喝的茶葉，突然感慨，「偶爾我會想，哎呀，我不是本來應該死掉的人嗎？我現在還能活生生地，看到這一切，感受到活著，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再次見面時，我看到譜紙上已經寫了新的曲子。那首曲子里有一個奇妙的構思，大部分的曲譜末尾會從漸慢進入休止符，但陸慶松寫了一個特別的結構，音樂進入漸慢後，停頓了一個空拍，在那短暫的休止之後，音樂又回來了，像是一個遠去的朋友扭頭走回來，脫帽向你揮手打招呼。在這段回歸的漸強中，曲子才真正走到了尾聲。
陸慶松攝影尹夕遠
後來在小院里，我聽到了這首新曲的試奏，陸慶松還在試奏中加入了一小段即興，曲終後抬起手，他轉過頭來笑著說，這首曲子叫做《回歸的致意》。
和陸慶屹交談的那天，儘管他抽了9個小時煙、表達了很多不認同、說了很多氣話，但最後講起的哥哥，他紅了眼睛：小時候追哥哥跑的時候看到他曬在麥子上的影子；離家出走那天哥哥把整個北京站找了個遍，在候車廳門口一把抓住他，把他抱得緊緊的；還有不管出去玩跑多遠，只要夕陽把整個天空染成金色，遠處就會傳來父親的聲音，「慶松、慶屹，回家吃飯」……
姐姐走了，父母也不在了，老房子的天井早就封起來了，那裡不再是家，燕子也不知飛去了哪裡，但至少，哥哥回來了，哥哥還在。
告別時，陸慶屹和過去一樣，走了一段路送我到了地鐵站——儘管已經在北京生活了幾十年，但他和哥哥依舊保留了一個城市裡很少見的習慣，每次家裡有人做客，他們總會出門送客，一路送到路口。陸慶松甚至會開車三十公里，把朋友一路送回家。
陸慶屹不會開車，他就一路陪著走。有年冬天在他家做客，外面剛下完雪，路上又滑又冷，他還是換了衣服下樓送我們。告別是一條很長的路，等到車開遠了，小陸還站在原地，一直到車子駛出路口，再也看不到。
那天陸慶松也在，告別的路上，兄弟倆你一句我一句地講起他們家的送客習慣。不管路多遠，不管天氣什麼樣，送別是一定要送到最後的。他們還說起每年過年的送別。母親會從很早就開始給他們每個人準備帶回去的東西，臘肉、辣椒粉、花椒油，還有一包一包大大小小的東西。臨到要走的那天，母親總會說自己不去送，砰的一聲關上門，但他們都知道，媽媽留在家裡一定哭了。車站離家6公里，爸爸會一路送，一直到車門口，在窗外揮著手告別，車開出去一段了，他還是會跟著車子前進，往前再送一段路，直到完全看不到了，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時候，才會停下來，一個人往回走。
也是在認識他們之後，我才開始相信，人與人的告別要走一段很長很長的路。
談到那段路，陸慶松想起，小時候過年，3個孩子跟著媽媽一起去外婆家，告別外婆之後回家，也是一段很長很長的路。而在陸慶屹的記憶里，是三姐弟離家時的一段路，「像一個童話」——天色已晚，開始下起毛毛雨，幾個人默默走在路上，有那麼兩分鐘沒人說話。毫無預備地，像是心有靈犀一般，姐弟同時開口唱歌，「輕輕地我將離開你……」
一家人愣住了，驚訝迅速爆炸成一陣歡笑，他們同時唱出了同一個旋律，冷清的夜路一下子熱鬧了，他們淋著雨，在只有路燈的夜路上，邊走邊唱——
「輕輕地我將離開你，
請將眼角的淚拭去；
漫漫長夜裡，未來日子裡，
親愛的你請別為我哭泣……」
貴州的冬天總是陰冷，雨天的大山裡起了霧，有一家人唱起了歌。餘生，他們還會有更多要唱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