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時觀點:全球民粹浪潮的根源?要怪就怪屏幕…
本文刊發在紐約時報觀點版,作者托馬斯·B·埃德索爾自2011年起為《紐約時報》觀點版撰稿。他的專欄探討美國政治的戰略和人口趨勢。
在西班牙,最近有一場關於社會撕裂的會議,曾深度參與北愛爾蘭和平進程的阿維拉·基爾默里提醒與會者,1998年《貝爾法斯特協議》在全民公投中獲得超過71%的支持。
但她表示:「如果今天再舉行一次公投,在社交媒體的影響下,我認為不會通過。」
基爾默里的這番話直指一個核心問題:不僅是社交媒體,包括人工智慧在內的各種新技術日益融入生活,引發了深層的政治、文化與教育難題。
我們是否還能正確評估社交媒體的利弊?
2016年和2024年特朗普當選總統,是否是社交媒體帶來的代價之一?美國和歐洲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以及一個又一個國家的民主倒退,是否也是代價之一?
在同樣重要的另一個層面,社交媒體是否導致一代年輕人,尤其是自由派女性,面臨更嚴重的抑鬱和焦慮?
新技術,尤其是人工智慧,是否正在削弱學生長時間、深入思考和推理的能力?這是否能解釋閱讀成績的持續下滑?
實際上,關於第一個問題,社交媒體的利弊是否能夠被衡量,要得出準確結論幾乎不可能,而且可能也沒有意義。
因為人類社會已經無法回到沒有人工智慧、TikTok、Facebook、互聯網、智能手機和Instagram的時代,更不用說那些尚未出現的新技術。
斯坦福大學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寫道:「人們根本無法擺脫社交媒體,最多也只能做到在學校禁用手機。整個世界正因人工智慧被整合進平台和個人互動方式中而發生劇烈變化。」
不過,人們可以嘗試評估這些技術帶來的代價,以便儘可能減少傷害。
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理查德·皮爾德斯長期研究這些問題,他這樣闡述這種複雜性與模糊性:
「從技術革命的整體利弊來看,印刷術曾助燃了16世紀的宗教戰爭;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並不僅僅是釘在教堂門口,正是新發明的印刷術使它迅速而廣泛地在德國和歐...

